作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春节的时空复合性为中国人带来多元情感交流模式。在这一时段，特别是正月之初，走亲访友乃必备环节，而其过程则彰显出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亲缘结构和行动秩序。在注重礼尚往来的春节活动中，以五服姻亲为基础的亲属来往习俗，形成一个具有地理界限的家庭仪式网络，它不仅强化着人们的亲缘观念，更形塑了人们的社会规则意识。

　　五服姻亲的来往。过了腊八就是年，这一延续至正月十五甚至十六的集体庆祝活动，走亲戚成为堪比“春运”的地方性人口流动现象。虽然拜年具有日常走亲访友的性质，但特定时段的人群互动却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情感交流需要。以笔者在江苏沛县的经历来看，较之“访友”，家中长辈更注重“走亲”，且在血缘和姻缘关系中凸显了鲜明的亲疏认知。更重要的是，比之日常走动中更为多元的社会性诉求，拜年更多倾向于情感性表达，不仅有“物”之礼，还有“行”之仪——向长者行跪拜礼——无论长者在家中何位，都必须向堂屋方向行此大礼。

　　同网上所呈现的山东“大拜年”一样，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动既体现血缘关系的年度重构，又直接反映礼仪规范下的辈序伦理和文化认同。“衣冠华夏，礼仪之邦。”春节所营造的仪式氛围，对青少年融入更大范围的家庭具有典型的民俗教育功能。长年在外工作的沛县青年何以强化对亲戚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自幼随家中长辈于正月初一到具有五服关系的长辈家拜年。除血缘上的宗亲来往，姻亲的春节“走动”对外嫁女来说更具亲情修复功能。从节俗的核心所指看，正月初二后的“回娘家”和“走姑舅姨”都是亲缘网络中相对独立的关系点。不过，至亲之于未成年人印象的加深，特别是姑奶、舅爷、姑姥、姨奶等跨辈者，依然是在父辈的带领下方能实现，而一旦其能够自食其力，必然要担负起拜年的责任。作为最具综合性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为人们确立了以五服姻亲为代表的亲缘观。

　　老人的期待与晚辈的礼敬。拜年习俗的代际传承与亲缘关系的生活表现密切相关，五服姻亲的“来往”相对严格地受制于春节时序。那些姻亲或干表亲成员较多的家庭，每到初一拜完本家，便会聚在一起商讨如何“走亲戚”。这一基于“初一拜本家，初二回娘家，初三初四姑舅姨，初五初六干表亲”之传统的任务划分，则于亲疏远近的关系表征中凸显一种圈层亲缘结构。这种看似简单的社会关系，其实相当复杂，且夹杂部分位处九族边缘但来往紧密的远亲。

　　伦理道德是拜年的精神内核。辈分高的年长者在正月之初的几天，都会于家中备好茶点甚至午饭等待晚辈前来。与本家拜年不需礼物不同，自初二开始的走亲戚一般都要带双份礼品。但老人们是在等礼物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沛县孟庄有位辈分极高的孤寡老人，即便日常生活中村民对其脾气秉性评价不高，但初一络绎不绝的拜年晚辈则令他老泪纵横。另有一对老人在世时最期待正月里亲戚“来看望”。尤其是耄耋奶奶，因不能亲回娘家，总盼侄辈前来，一旦与往年出现时差，就会让孙辈和他们联系。

　　春节是特定时空的复合体，拜年为时间秩序上空间联动的亲缘表达。由苏北家庭的拜年秩序来看，这种圈层结构的来往关系在代际传承中彰显了它的伦理道德观。

　　超越日常礼俗的亲缘互动。虽然拜年以正月第一周为主要亲缘连接期，但为弥补这一时段未能完成的亲戚来往，中国人创造性地将此后至元宵节的时段定为“拜晚年”，这种时序安排充分彰显民间社会对礼俗互动的重视。作为全民共创共享共传的节俗活动，拜年的地方性既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又在情感仪式化中超越日常生活的礼尚往来，为亲缘结构的圈层表达建立周期性家庭规则。这种“家规”不是特定家庭或家族的自我约定，而是中华民族基于“庆祝新年”共同实践的行为规范。

　　民俗文化有序传承的关键在家庭，且会随着家庭成员的代际更迭发生形式或内涵变异。尽管限于通婚圈的相对稳定和生活空间的相对固定，祖/父辈能够清晰记忆本家亲戚的地缘分布，但因交际圈的扩大、工作场景的家乡远离以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化，“80后”“90后”则在物质的“断舍离”中产生亲缘结构的情感脱域，更何况出生于21世纪的新生代。如今，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助推亲缘圈层缩窄，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也加剧了家族的分散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然而，数字社会的发展促使亲属间的跨时空情感交流在通信设备的技术升级中获得线上强化。因此，当代社会的拜年和走亲戚已经突破传统“现场感”，并于虚拟社区临时建构起“家”的氛围。

　　春节既是系列庆祝活动的关系总和，又是深入集体文化心理的社会规范。人们以遵守自然节律的言行举止，于春节期间将仪式化情感置于时空秩序的约定俗成中，既为家庭民俗学提供案例，也为情感民俗学发展奠定根基。总之，“家和万事兴”。纵然超越日常生活的圈层来往模式受到当代多元因素的影响，但它仍以循环往复的共享“家规”，形塑着人们以五服姻亲为核心的亲缘观以及社会规则意识。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