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丙午马年将至，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再度成为关注焦点。马的驯养与使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国古代，相马、驯马、驭马的成套技艺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技艺。围绕马的文化起源、符号演变与当代价值，本报记者采访了文史、民俗、艺术领域的多位学者，试图解码这一文化符号的历史脉络与当代新生。

　　考古发现为中国家马驯化历史勾勒出清晰脉络。家马由野马驯化而来，欧亚大陆西部草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驯化区域。中国境内可确认的早期家马遗存，最早可追溯至距今4000—3600年的齐家文化时期。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等遗址出土的马骨，为黄河上游地区早期养马活动提供了重要实证。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家马遗存，出现在距今约3300年的商代晚期殷墟遗址中，大量车马坑的发现，直观反映出家马在当时社会生产、礼仪与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此前，马王堆帛书《相马经》是可见的最早涉马专门文献，而近期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以下简称“清华简”），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相马、疗马、驯马、驭马专门文献，填补了先秦马政研究的空白。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长聘副教授程浩介绍，清华简中发现的五篇相关文献，直观展现出战国时期古人对马的认识水平与驯养技艺已十分高超。

　　马匹驯养技术的系统性发展，从侧面折射出马在古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从学术研究视角看，马的驯化与使用深刻塑造了人类社会结构，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顾亚奇表示，马长期承担交通、运输、农业和军事等多重功能，不仅支撑着古代社会的商业往来与日常生活，更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与战争胜负，古人以“千乘之国”衡量国力强弱，正是马在政治、军事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直接体现。

　　也正因如此，马被尊为“六畜之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黄仲山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和交通工具，更是承载丰富文化内涵的精神符号，马所兼具的实用价值与精神内涵让“六畜之首”称号实至名归。

　　马成功跻身十二生肖，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生肖符号。黄仲山表示，马在农耕、军事、交通中的不可替代性，使其深度融入社会生活；而在文化层面，马被赋予神性，《史记·天官书》中将房宿称为“天驷”，黄帝征战蚩尤、周穆王西巡等神话中，马更是关键角色。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马崇拜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进一步强化了马的文化地位。顾亚奇认为，马能进入十二生肖，还与古人对自然秩序和宇宙运行规律的理解密切相关，马对应地支“午”，与昼夜阴阳运行相配，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民间关于天马立功赎罪、竞赛谦让等传说，进一步从情感层面强化了人们对马的认同。

　　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历史语境不断演进，完成了从实用载体向文化象征的过渡，最终凝练为兼具秩序、德行、奋进的文化内涵，成为跨越精英与民间、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图腾。

　　追溯历史，马的符号形象经历了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的逐步下沉，其文化象征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商周时期，马是严格的等级礼制载体，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规制，彰显着等级秩序；春秋战国时期，马作为诸侯争霸的核心力量，成为大国实力象征；汉唐时期，马的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马不仅成为国力强盛的标志，更成为文学艺术的经典母题；宋元明清时期，马的形象从国家叙事与文人抒写走向民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俗语融入民俗，马的吉祥寓意成为民间祈福的重要载体，实现了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的延伸。

　　在儒家文化中，马更是被赋予秩序、德行等深层象征意义，成为人格理想和社会秩序的隐喻。黄仲山表示，“驽马十驾”等成语反映出儒家文化以马的特质昭示忠诚、坚韧、秩序等儒家伦理道德的传统。顾亚奇补充道，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和精神层面解读，无论是良马须具备“忠、勇、仁、智”等品德，还是“千里马—伯乐”等叙事，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以德性、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追求。

　　在民族文化与非遗传统中，马的文化形象深深扎根于各地文化与社会土壤中，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意娜表示，与马相关的民俗与非遗传统，源于不同区域的生计方式与交通形态，哈萨克族马具制作技艺、藏族马术表演，以及云南马帮文化习俗，分别承载着草原游牧、高原骑乘与西南丝路贸易的历史记忆。

　　更具特点的是各地丰富多彩的马年民俗。北方草原的那达慕赛马，展现出游牧民族的勇武与协作；藏族的赛马节、走马节，将速度与礼仪结合，寄寓人畜兴旺的美好愿望；中原地区贴马年画、挂马灯、舞竹马灯，取“马到成功”的吉祥之意；客家马灯舞则将马视为驱邪纳福的祥瑞。意娜表示，这些民俗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先秦以来马政制度与祭祀传统，正是在这一长期演变中，马年民俗既延续了“龙马精神”的文化图腾，又深深扎根于各地生态与社会结构中，成为可感、可见、可参与的文化认同载体。

　　从全球视野看，马文化虽有跨文明的共通性，但在具体表达中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共性源于马在前工业时代不可替代的生物学优势，而差异的根源则在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与价值体系。顾亚奇表示，无论在农耕还是游牧传统中，中华传统文化始终将马置于历史关系与群体命运之中，马也成为秩序、责任与生命张力的综合象征；而西方文化则更突出马与个人英雄主义、贵族身份、征服精神的关联，从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木马到中世纪骑士精神，马始终是个人意志与权力的象征。

　　步入现代社会，马的实用功能逐渐被机械化、科技化手段替代，许多与马相关的珍贵民俗与非遗项目面临传承困境，但马的文化价值却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其传承载体与大众认知也在发生新转变。

　　如何让马文化在当代重获新生，激活其精神内核？意娜表示，继承和传扬与马文化相关的非遗、民俗，要关注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她看来，传承机制的创新，关键在于重建马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只有当这些民俗重新融入当代社会的生活逻辑中，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资源。

　　当前，许多文化实践正在发生多重转变，大众对马文化的认知和期待也从实用价值转向精神体验、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国家博物馆推出“一匹黑马”系列文创、甘肃省博物馆打造“绿马”“红马”IP，文物中的马正在走进人们日常生活；《战马》《蒙古马》等影视、纪录片，以及短视频平台中牧马日常、非遗技艺的展示，也让马文化突破地域限制，触达更广泛的大众，成为承载价值导向、审美趣味的文化符号。顾亚奇认为，传统社会中，马文化依托民俗、节庆、日常生活延续，具有鲜明的生活性与集体性；而当代社会，马文化的传承载体转向马术运动、文创产品、影视IP、主题文旅等多元形式，正逐渐成为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意象。

　　在马年这一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时间节点，激活传统马文化的当代价值，关键在于让其与当代社会同频共振。归根结底，马文化跨越千年的生命力，源于其蕴含的奋进、自由、坚韧、忠诚等精神内核。只有将这一精神内核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追求、青年群体的成长经验进行联结，才能推动文化发展，让龙马精神在丙午马年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越  陈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