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反思：当学科日益依赖精密的数学模型追求“科学化”的同时，是否也在无形中远离了真实世界——那些驱动人类行为的情感、故事与文化意义？数学自20世纪成为主流分析工具，推动了学科的严谨化，也可能窄化了其理解现实的维度。值得注意的是，“叙事转向”早已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悄然发生，学者们借助叙事分析理解社会现象、意义建构与集体行为。如今，这一趋势正延伸至经济学领域，引发学者追问：经济学是否已准备好迎接一场“叙事转向”？在模型与叙事之间、在量化严谨与人文洞察之间，经济学能否重新找回“人的故事”，重建其对复杂经济世界尤其是宏观波动与系统性风险的整体解释与现实回应能力？本报记者就此梳理了学界的最新讨论，并采访了相关学者。

　　反思经济学研究“过度”模型化现象

　　经济学是否已陷入“过度”数学化的困境？学科视野是否正日益封闭？此类质疑已引发学术界与公共领域的持续反思。2016年，英国科学院院士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就曾在《报业辛迪加》上撰写《经济学家与经济现实之争》一文指出，经济学不仅疏远了其他社会科学，其方法论也日益偏离现实世界的复杂运作。经济学教育尤其存在结构性问题：学生被要求熟练掌握数学模型与方程求解，却很少接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政治学。这种培养方式使学人精于局部推演，却难以形成理解真实经济的整体视野。

　　这种视野的缺失，进一步固化了经济学将经济视为一台精密机器的认知，认为其理想状态“一般均衡”可通过联立方程求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波动、冲突或不平衡，则被视为“摩擦”或“故障”，是需要被排除或修正的异常现象。然而，被模型视为干扰项的“摩擦”，在现实中往往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如人的情感、叙事、非理性行为，以及复杂的社会互动。尽管现代经济学已尝试将某些摩擦内生化，但叙事、情感等维度仍常被忽略。经济学若只视其为“噪声”，便难以真正理解经济的动态与危机。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思维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想象。

　　这一认知脱节进一步体现于其数学工具的局限。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在近期评论中所指出的，问题的核心或许并非“过于数学化”，而在于所依赖的数学工具过于单一、僵化，仍停留在一种基于经典物理学范式的“牛顿式数学”，即在约束条件下运用微积分进行优化求解。这类方法在回答某些静态、局部的问题时或许有效，例如制造商如何确定价格和产量以实现最大利润，或消费者如何在有限预算下选择商品组合来获得最大满足。然而，它们却难以把握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系统的内在脆弱性，也无法解释个体如何受算法与叙事影响而作出非理性决策。

　　近年来，经济学也逐步引入复杂性科学、网络分析、行为实验等方法，试图突破传统数学工具的局限。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现有数学工具已失去价值甚至应予抛弃？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罗杰·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对此持谨慎态度。在回顾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工作方式时，巴克豪斯指出，“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明白，模型无法囊括一切现实，因此必须借助判断力、参照其他理论以及不同类型的证据，才能决定某个模型是否适用于具体情境”。萨缪尔森对重大经济问题所作出的预测，正是基于对不同模型的审视，结合当时的事件动态、政治形势以及统计数据，才最终得出结论。

　　巴克豪斯认为，经济学始终需要新理论，从来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真正的变化往往来自对具体问题提出务实的解决方案，而非刻意追求范式革命。至于这项工作是否需要引入新型数学工具甚至非数学方法，如历史视角、行为分析以及跨学科方法，巴克豪斯坦言，“目前我还没有答案”。

　　叙事是经济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当数学工具本身的适当性受到质疑时，经济学对数学的过度依赖所暴露的另一问题也愈发突出：对人类叙事的系统性忽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兰德尔·莫克（Randall Morck）指出，二战后数学在经济学界占据主导，是受物理学的影响，经济学逐渐从“由句子和段落构成的领域”转变为“由方程构成的领域”。数学增加了学科的严谨性，迫使学者更清晰地表达本意，却也导致了思维的僵化，尤其牺牲了驱动创新、生产力与繁荣的人类叙事。

　　这一局限在传统经济建模中尤为明显。莫克援引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现实中人的决策理性受制于信息有限、认知局限与时间压力三重根本约束，通常并不追求理论上的“最优化”，而是转向“满意度”，即寻找足够好、能满足基本要求的方案。例如，面对餐厅里数十道菜品时，人们并不会如经济模型假设那般，进行烦琐的概率计算与效用最大化求解。

　　莫克在其研究中，对主流经济学模型的局限提出了深刻见解。他援引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该理论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归结为更高生产率的新技术不断替代旧技术的过程。然而，莫克指出，主流经济学模型（尤其是那些仿效自然科学、追求形式化严谨的模型）通常建立在已知选项和可量化概率的基础之上，旨在解释经济主体如何在既定可能性中作出最优选择。

　　莫克认为，这种分析框架恰好忽略了“创造性破坏”中“创造”这一最核心、最难以模型化的部分。新技术、新观念或新叙事是人类思维的崭新创造，在它们被构想出来之前，根本不存在一个可被描述的“概率分布”。因此，经济学的雄心如果仅仅局限于分析“选择”，便无法真正理解经济增长和体系演化的源泉。经济学必须拓展其视野，去尝试阐释“新的可能性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叙事、文化等非传统量化维度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

　　莫克进一步阐释，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可能正源于这种“创造”过程。当人们面对经济决策时，往往会调用并重组记忆中“问题—应对—结果”的三元叙事。这些附着情感的记忆片段，通过创造性的重组，便可能形成新的行动方案。其中，那些能带来更高生产率的叙事会被经济系统筛选并留存。因此，经济增长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叙事的创造性组合与演进过程。

　　在接纳叙事这一维度时，传统理性模型应如何与之融合？巴克豪斯提供了一个温和而关键的平衡视角。在他看来，厘清完全理性假设下的行为结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理论模型可以作为关键的参照基准，因为它建立了清晰的比较框架，能够揭示实际决策行为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及其成因。巴克豪斯特别指出人类具备学习能力这一特征。如果学者能够确定在充分学习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模式，大致相当于理性预期所描述的状态，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为何实际行为仍然会系统性地偏离理性选择的预测？同时他提醒我们注意，非理性行为本身可能呈现出高度复杂且多元的表现形态。

　　叙事经济学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叙事经济学正在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福布斯》杂志称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于2020年出版的著作《叙事经济学》标志着这一领域的关键突破。他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专注于研究那些具有“传染性”的流行叙事如何随时间传播、演变，并最终驱动重大经济波动。

　　希勒将叙事视为文化、时代精神与经济行为变革的核心载体。在书中，他系统梳理了十组“永恒的经济叙事”，如恐慌与信心、节俭与奢侈、机器与就业等，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循环更迭：一种叙事兴起后，往往被其对立叙事取代，而后者又会以新的形式被前者重新替代。他还表示，可以将这种叙事传播的“感染效应”（contagion）纳入经济理论，正视叙事作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

　　然而，叙事经济学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仍面临理论与方法上的挑战。意大利基耶蒂-佩斯卡拉大学神经科学系生物行为经济学教授皮尔·路易吉·萨科（Pier Luigi Sacco）认为，经济学界对“叙事”本身仍缺乏统一定义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多数研究停留于量化描述，缺乏将其视为经济活动主动驱动力的理论范式。

　　尽管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尚未准备好迎接“叙事转向”，但这一转向的脉络正在被重新梳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史与哲学经济学教授玛丽·摩根（Mary S. Morgan）与美国圣母大学文科学院、历史学系双聘副教授托马斯·斯塔普尔福德（Thomas A. Stapleford）在2023年于《政治经济学史》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即便在数学与统计学主导的20世纪，叙事也从未被完全抛弃，而是以多种方式服务于经济学的不同目的，并发挥着探索、解释等重要作用。

　　为夯实学理基础，学者们正试图提炼叙事的核心特征。2023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os）等人于《经济调查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对“集体经济叙事”（collective economic narratives）的界定：它必须产生于社会情境中，具有意义建构功能，面向特定群体，蕴含行动建议，并能产生经济影响。这有助于将叙事与一般“话题”或其他对经济影响力较弱的故事区分开来。在方法论上，罗斯等人认为，仅靠主题模型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已不足以捕捉叙事的动态与因果机制；要迈向真正的“实证叙事经济学”，必须结合并开发更能捕捉叙事动态与因果机制的新分析工具。

　　跨学科融合势在必行

　　要推动叙事经济学从理论建构走向成熟应用，突破现有方法论局限是核心挑战。在此背景下，跨学科研究能够为此带来显著益处。毕竟，叙事本身的界定维度、解释范围及其传播演变机制在不同学科中往往存在差异，而单靠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工具，已难以全面捕捉叙事对集体行为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

　　巴克豪斯认为，跨学科合作和对话应该更加频繁。他指出，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家对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并不高，但合作一直以具体项目为载体悄然进行。“关键在于通过成功的合作范例来证明价值，”巴克豪斯表示，“与其空谈跨学科的重要性，不如用实际的研究成果来展示，这种对话如何能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触及的复杂问题。单纯为跨学科而设立的政策，若缺乏清晰的问题导向，往往难以持久。”

　　这一思路自然延伸到经济学教育的源头——课程改革。如何培养下一代经济学家，使他们具备驾驭叙事与数据双重现实的能力？巴克豪斯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构想：“或许可以开设一些以问题为核心的课程，让来自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共同分析同一个议题。”但他也提醒，这要求课程体系本身更具弹性，“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如何在保证经济学核心技能训练的同时，为学生铺就参与这种高阶综合讨论的知识阶梯”。

　　这场方法论反思的终极目标，并非颠覆经济学的数理根基，而是为其注入更完整的现实感与人文洞察力，在模型的严谨性与世界的复杂性之间重建平衡。叙事，从来不是经济学的陌生来客，而是其工具箱中一个一度被边缘化、如今正等待召回的维度。正如莫克所指出的，科学中最深奥的问题关乎可量化的概率与结果，而经济学中最深奥的问题关乎人类繁荣与发展。未来的经济学，或许将不再只是数学模型的疆域，而是一片由数据、叙事与多元方法共同织就的图景——它更具解释力，更能回应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也蕴含着更丰富的人文温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