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北边疆地区山地、平原、森林相互交错，孕育了渔猎、游牧、农耕融合交错的独特社会经济环境。历史上，肃慎、东胡、秽貊、汉四大族系交往凝聚，从自在到自觉，相互认同、聚合，交往交流交融，建立地方政权乃至大一统王朝，以其强有力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一次次改变了东北边疆民族格局，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族认同：从“华夷有别”

　　东北边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民族认同经历了从“华夷有别”到“华夷一统”的发展。秦汉时期的东北边疆民族在经济形态、文化习俗、社会发展等方面，与中原汉人有着显著差异。如乌桓人，“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经便”。挹娄人，“其人不洁，作溷在中央，人围其表居”。夷、夏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存在显著差异。西汉中期开始，东北边疆乌桓、鲜卑等不断内迁，“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与汉人交错杂居，共同发展。魏晋南北朝之际进入郡县之地的慕容鲜卑先后建立前燕、后燕等政权，他们在追溯民族起源时言“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将祖先指向黄帝后裔，认同自己为炎黄子孙。同时打破以往戎狄不可为天子的狭隘民族观，破除夷夏之别，采用“五德终始说”将北方民族政权纳入华夏历史序列，并积极倡导儒学，希冀通过学习儒家文化以“变于夏”。文化成为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

　　隋唐时期，随着边疆治理的有效推进，华夷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唐太宗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已存在诸民族平等、皆是一家的民族观。辽金时期是东北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契丹、女真统治者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积极发展“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辽道宗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契丹人本为唐朝羁縻府州下的“夷”，至此则以“华夏”正统自居。金海陵王不否认自己是“夷狄”，认为不应以地域及民族区分贵贱尊卑，并宣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希望通过灭宋来彰显金朝的“中国正统”性。海陵伐宋以失败告终，但这一观念与元明清时期的“中华一统”意识一脉相承。顺治帝言：“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康熙帝继承了“满汉一体”思想，提出“中外一体”思想，认为“朕统御寰区，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并在康熙三十年（1691）宣布不再修葺代表内外分界线的长城，放弃了以长城阻绝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的人为障碍，彻底突破传统的“华夷有别”限制，进一步消除中外之别，有力促进了民族交融与民族认同。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重新阐述华、夷内涵，指出华夷的本质区别并非在于文化，也不分所谓优劣，而在于居住地域不同。夷夏与内外彻底被打破，真正实现了从“内外有别”到“中外一体”的转变，华、夷皆为“中国”子民，是“一家之人”，华、夷走向一体。

　　政治认同：从对中原政权的

　　民族交融的演进揭橥着多民族认同的轨迹，东北边疆民族的认同经历了从“华夷之辨”“华夷互转”“华夷如一”到“华夷一体”的变化，为民族间彼此认同排除了阻碍，揭示了东北边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一体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民族交融中的政治认同亦发挥着凝聚多民族的功能。东北边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政治认同，既包含对当时中原政权的认同，也包含对中原王朝政治制度的认同，对“大一统”的恒久追寻则贯穿政治认同发展的主线。东北边疆民族很早就已臣属于当时的中原王朝，从先秦至汉唐，它们保持着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契丹、女真等在建立政权前皆生活在中原王朝的羁縻统辖之下，维持着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他们建立辽、金政权后，则以制度认同和建构加深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本民族传统制度的同时，建构了中原政治制度体系，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金朝在三省（一省）六部制下实行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制并存的制度。在当时多政权并立的历史条件下，辽、金两朝皆号称“中国”，自视“正统”，将重新恢复大一统王朝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目标，充分体现了契丹、女真统治者在大一统的实践上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具体路径上都更具主动性，完全跳出了十六国北魏时期非汉族在大一统实践中受中原既定“华夷观”“正统观”桎梏的困局。大胆创新，颠覆传统，以北方民族政权的身份拓展和丰富了原有的“华夷观”“正统观”“中国观”，将自身融入“中国”，为域内多民族的长期共存及后世北方地区的民族交融在思想意识层面作了重要铺垫。

　　总之，东北边疆民族无论是对中原政权的臣属、朝贡，抑或对中原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建构，其核心都是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恒久追寻。金海陵王曾言：“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康熙帝亦言：“朕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悯焉！虽穷乡异域之民，亦必抚养，俾以安和，各得其所。”民族边界不断被打破，统治者励精图治，建立起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大一统王朝，形成华夷共同的政治认同。

　　东北边疆民族及其政权从认同中原政权，到自称“中国”、自居“中国正统”，将“中国”历史纳入自己的历史谱系，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追求与发展，最终使东北边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打破民族间的隔阂，消融民族间的差异，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彼此交融凝聚，成为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文化认同：从本源文化的

　　文化认同是民族交融的核心精神维系。东北边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既有本源文化的自在发展，亦有对中原文化汲取吸收，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辽金时期是东北边疆民族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此前的东北边疆民族多以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学习为主，没有创制本民族文字，他们大都习用汉字，学习儒家经典。契丹、女真建立北方民族王朝后则创制民族文字，并开科取士。特别是女真为本民族创立进士科，形成具有特色的汉、女真双轨制科举制度，推动了儒学北渐及东北边疆民族区域的儒家文化认同，为中华文化的丰富与中华文明的存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

　　认同是民族交融的强大动因和自觉动力。作为多民族聚居的东北边疆地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始终相辅相生、相互促动，构成了中国古代东北边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与整体性，推动着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东北边疆民族地区人口结构变迁研究” （25VMZ0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