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莼鲈之思”常用来比喻游子怀念故乡的情感，出自《晋书·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菰菜即是今天的茭白，根据《西京杂记》的记载，菰菜在西汉时期的江南地区就已有种植。莼菜同样是南方作物，据《世说新语》记载，陆机曾以莼羹与北人常食的羊酪相比，被时人称赞，可见当时南人对莼羹的喜爱。鲈鱼更是南方特产，《后汉书》记载：“（曹）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这里虽然包含着曹操对东吴的政治野心，但无疑也说明了鲈鱼在当时已经是江南地区的饮食代表。风味常在不经意间被身体记住，嗅觉与味觉会先于意识，形成坚固的记忆，来自故乡和幼年时期的风味更是如此。张翰思念故乡风味是人之常情，但因此辞官归家，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乡愁，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生命与生活的哲学思考。“人生贵得适志”的感慨，便是他人生哲学的充分体现。

　　“适志”出自庄子的《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在庄子的视域下，人与物的关系并非统治与被统治，而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和谐共生。主体顺应本真、摆脱羁绊，而客体则呈现为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这种境界被归结为“适志”，即个体在精神契合中获得的自足与愉悦。从本体论上看，“适志”在本质上是“适性”的延伸；而在社会实践层面，“志”则是内在之“性”在应对外部世界时的一种主动选择与存在状态。张翰对庄子“适志”思想的继承，应该是受到了竹林名士的影响，《晋书》记载他“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他在政治处境、仕途乃至人生轨迹上，和竹林名士阮籍确实有颇多相似之处。

　　阮籍作为竹林名士，面对的现实政治格局是魏晋嬗代。司马氏一方面推崇礼教，另一方面强征名士出仕做官。阮籍无法完全拒绝司马氏，但同样进行了“适志”的抵抗。阮籍被人称作阮步兵，就是因为曾担任步兵校尉，《晋书》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可见，阮籍虽然出仕西晋，其理由却是步兵厨营中有美酒。当然，这只是托辞，就像张翰对南方莼鲈风味的思念，背后是对生命“适志”的追求。张翰是江南吴中（今江苏苏州）人，孙吴政权覆灭后北上的南方士人普遍在洛阳深受歧视。《晋书》记载他和顾荣的对话：“冏时执权，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顾荣是江东士族的领袖，更是日后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核心人物，此刻面对张翰发出的却是如此感慨，江东士人在洛阳的处境可见一斑。在如此处境下，张翰说出“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就可以理解了。此外，张翰对待礼教的态度也与竹林名士相似。《世说新语》记载：“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和阮籍“礼岂为我设邪”有异曲同工之妙。《晋书》记载，张翰和阮籍二人“性至孝”，对待母亲的去世，阮籍拒绝儒家礼教，饮酒如常，却数次悲伤过度乃至吐血，张翰则因悲伤过度而去世。由此可见，二人对礼教的态度是废其形而存其神。他们唾弃烦琐、虚伪的礼法制度，却在个人操守上有着极高的追求。这种狂放其表、至孝其里的强烈反差，体现了他们对道德真实性的严苛要求，即道德必须出于真性情，而非出于畏人言。他们通过反抗烦冗、僵化的礼法制度，实现了向本真道德的复归。这种道德不再寄生于表演性的仪式，而是根植于最深沉的自然天性之中，即所谓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魏晋士人对传统名教秩序产生深刻的怀疑，转而崇尚道家的“自然”之学，进而形成了融汇儒道、思辨深邃的玄学思潮。在当时的语境中，“名教”代表的是基于礼法制度、纲常伦理的外在社会规范；而“自然”则代表了脱离人为束缚、回归生命本真与宇宙本体的存在状态。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关系的权衡，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个体独立”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深刻体现了士人在自我意识觉醒与世俗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心挣扎。这种矛盾与冲突，正是魏晋时代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将名教视为禁锢生命本真的桎梏。他们援引老庄思想作为理论武器，深刻揭露了当时礼法制度的伪善，将名教与自然置于对立的维度。其核心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是对僵化社会秩序的反叛，更是士人主体意识觉醒后对生命真实性的极端捍卫。竹林名士以放达之形迹抵抗来自统治者的压力，但他们并不是消极避世，他们的逃避更多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坚守。竹林名士的放荡形骸，本质上是士人主体意识觉醒后，以“自然”为理论武器，对伪善“名教”进行的激进防御与抗争。这种表面上的避世，并非对社会责任的虚无逃避，而是在“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下，对个体生命真实性的捍卫。因此，他们总是在儒道之间摇摆不定，出现价值选择的矛盾，这一点在阮籍的《咏怀诗》中多有体现。一方面，他会有“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的壮怀激烈之辞；另一方面，他也会感慨“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认为生死无常，功业声名都会在千秋万代后烟消云散。阮籍的《咏怀诗》共有82首，在这些诗歌中，儒家的入世理想与道家的自然超越反复拉锯。他一方面无法完全割舍儒家名教中的社会责任与功名追求，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道家的自然本真来实现精神上的适志与自足。这种时而用入世的眷恋戳破出世的幻想、时而用大化的自然消融世俗的功利的做法，构成了他思想中贯穿始终的矛盾，也是他捍卫生命真实性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张翰的诗文没有流传下来，且过早去世，无法说明他是否有这样的苦恼，但是当年和张翰共同感慨人生，愿意一同“采南山蕨，饮三江水”的顾荣，则在东晋朝堂之上大放异彩。顾荣从失意士人向东晋勋臣的身份转换，为我们理解张翰等人提供了参照。这种转变揭示了魏晋士人并非天然地排斥事功，其所谓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更多是对名教虚伪化的激进防御。若政治生态能够容纳生命的本真，阮籍、张翰等人的适志或许就不会是美酒、菰菜、莼羹、鲈鱼脍，而可能转化为一种根植于真性情的王佐之才。他们对现实的拒绝，实质上是对一种更具道德真实性的社会秩序的深切期许。

　　由此可见，食物风味在这里成为魏晋士人确证自我、捍卫自然的象征。正如阮籍以美酒为托辞抗拒现实，张翰借风味为由命驾而归，他们通过对本真天性的坚守，实现了向主体精神世界的复归，“莼鲈之思”也成为个体生命在强权压力下对生命本真性的确定。当江南风味穿透洛阳的虚伪名教，味觉便通过感官的真实转化成一种本体层面的适志实践。那缕秋风下的莼鲈之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士人精神世界中那份不可被名爵异化的坚持。在这种生活哲学视域下，竹林名士的放达与“莼鲈之思”，正体现了他们对个体尊严的深切期许。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