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项目成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魏铖介绍，该墓地共清理墓葬63座，其中北魏时期墓葬占32座。墓葬开口于表土层下，距地表深1.1—1.5米，整体呈南北两排规整分布，北排15座、南排10座，两端另有少量墓葬。形制多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道朝南，坡度介于10°—30°。绝大多数保存人骨的墓葬为多人合葬，生动反映了北魏时期盛行的家族合葬习俗。此次考古的关键突破来自出土的4件砖志与1件瓦志，其上载有明确纪年与墓主信息，成为断代与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志文可见“延昌二年”“太和八年”“太和十八年”等年号，并记录“杨文彻”“杨德”“杨大景”“杨集”等姓名及“杜县”籍贯，不仅精准锁定墓葬年代，也证实墓主为当时居住于杜县的杨氏家族成员。该家族活动时间覆盖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的重要历史阶段，延续数十年。

　　考古发掘出土的生物遗存为科技考古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科技考古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DNA分子进行遗传学分析，研究相关生物物种的群体（甚至个体）在考古遗址所在地域的演变历史（例如人类群体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与地区间的交换等），重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过程，并结合考古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展古代人类社会的考古学研究。此次考古研究系统运用DNA遗传分析技术，对墓地人骨进行了科学检测。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男性个体的Y染色体单倍型为O-YP4864，具有明确亲缘关系，其中包括出土“杨大景”砖志的M33号墓主，从遗传学角度证实了家族血缘纽带。同时，少数男性个体属其他单倍型，但与核心家族存在姻亲关联，揭示出该墓地“血缘为主、姻亲为辅”的合葬格局，为理解北魏家族的构成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生物学视角。“因为这些北魏墓葬的人骨保存得不是很好，有效的人骨DNA提取只成功了一部分。我们通过DNA分析发现，大多数男性属于同一个父系家族。部分个体可以判定为父子关系或者祖孙关系，最长跨了三四代，分为几个小的家庭。也有个别男性父系属于其他类型，所以推测此地更有可能是同一地缘群体的集中埋葬区，且这一地缘群体以杨氏家族为主。”魏铖介绍，从北魏早期来看，西安地区距离当时政治核心较远。墓地内部人群的性别构成、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微观问题研究，能够反映遗址内家庭关系、婚姻状况和人员构成等，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社会组织形态研究提供关键信息。

　　相关专家认为，北魏杨氏家族墓地的发现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北朝考古的重要成果。它不仅建立了西安南郊北魏墓葬的年代序列，完善了区域考古学编年，更以实物与基因证据双重印证了北魏迁都后中原世家在关中的定居、繁衍与文化融合历程，对深入认识北魏晚期的政治变迁、社会结构及民族融合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