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实现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发展是中国民族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的担当。

　　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健康发展。

　　研究范式中国化：

　　关注民族共同性

　　研究范式是某一学科在某段时期内，大多数研究者共同接受并遵循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指导思想的总称。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研究常常沿用西方民族学研究范式或其“翻版”。西方民族学研究范式是殖民时期形成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指导思想，一部分西方学者带着猎奇心理对“落后”民族进行全方位的民族志调查，服务于殖民地治理与管理。研究者站在“文明”的角度观察“他者”与“自我”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忽视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共同性与普遍性。这样的研究范式看似视野广博，实际上往往忽略大多数人的发展与进步，仅关注较少数人的生存与发展。好的民族学研究应该把大多数与较少数都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与范围。我们提倡研究范式中国化，并不是要彻底排除西方研究范式，而是要让研究者明白，研究范式只是学术研究的“导航图”。理解范式的有限性，有助于辨析不同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局限，并在跨学科对话中保持方法自觉。

　　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纠偏这一西方研究范式长期主宰中国民族学研究范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有机统一整体。我们既尊重与包容各民族的差异性，更要强调和重视各民族的共同性。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需坚持共同性主导地位，反对以差异性削弱共同性，同时通过针对性的区域支持政策，在增进共同性的过程中尊重各民族具体诉求。这种辩证统一，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从西方民族学强调差异性的传统路径，转向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聚焦民族共同性与交流交往交融实践的新范式。

　　研究目的精准化：

　　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助推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发展，不但要关注研究方式中国化，还要关注研究目的精准化。当前，中国民族学研究目的精准化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边疆治理等国家战略，聚焦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现实问题，强化对策研究与政策咨询功能。二是要构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推动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实践相结合，形成反映中国经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三是要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议题，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凝聚机制的研究，强化学术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支撑作用。四是要强化实证与应用导向。注重田野调查与中国民族区域实践的紧密结合，关注乡村振兴、民族地区现代化、文化遗产保护等现实议题，推动研究成果向政策实践转化。

　　一些人认为，学科有学科发展的规律，过度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可能削弱民族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与独立性，限制理论创新空间。还有些人担心，过度聚焦“中国特色”可能导致与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减弱，忽视民族学、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传统，缩小学术视野。事实上，这些担心是多余的。提倡民族学研究目的精准化，是指主流研究目的应集中聚焦，要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构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只有主流研究目的精准化与学理性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全面、真正地提高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国际化水平。

　　研究方法现代化：

　　善用新技术

　　传统民族志依赖的相对静止、边界清晰的社区调查方法，正遭遇全球化、数字化、高流动性与网络化社会现实的深刻冲击。面对跨区域流动、虚拟社群文化、多民族交往等新现象，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越来越表现出局限性。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建设，研究方法现代化势在必行。

　　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首先是技术的现代化。研究者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信息、数字人文等技术，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文化传播、语言演变等进行量化分析与可视化呈现，提升研究的精确性与宏观洞察力。其次从田野调查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来看，我们需要建立标准化、可复制的田野工作流程，结合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与社会网络分析，利用音视频记录、云端数据库等工具，增强数据采集的系统性和长期追踪能力。再次，从跨学科角度来看，民族学需要融合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遗传学等学科方法，开展多维度研究，突破传统文本描述的局限。最后，从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互动视角看，民族学需要强调以扎实的经验材料为基础，通过中观机制分析连接微观个案与宏观理论，推动符合中国民族实践的本土理论生成。

　　当前，中国民族学的方法论期待科技赋能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从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研究效率。在传统与现代学术双重动力驱动下，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推动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实现田野调查方法的科学化提升与效能增强，是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学研究有待在研究范式中国化、研究目的精准化、研究方法现代化的导向下，破解学科发展缓慢的难题，构建起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学研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定能够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原创性理论与标识性概念，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