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中，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时期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在战争环境的制约下形成了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不同区域划分。抗战文学研究一直以来也是沿着从整体性到区域性和特殊性的思路逐渐精细分化的，围绕着诸如大后方文学、各地方抗战文学等研究对象分别展开。然而，文学不是机械的被动存在，而是一个能够超越物理环境的限制、按照自身内在规则建立理想的世界，引导社会历史走向未来“应有目标”的实践装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打破通行的研究框架，意识到条块分割背后存在的整体性关联，才能推动抗战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真正理解抗战文学的历史特征和伟大意义。

　　共时性的跨区域视野

　　中国抗战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历史过程。全面抗战之后的区域划分也是随着战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才逐渐形成和稳定下来的。不同区域的划分恰好是相互交流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所以，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解放区与国统区文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解放区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匮乏，缺少必要的印刷出版条件，大量作品就发表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抗战文艺》《七月》《文艺阵地》等大后方报刊上。萧乾、杨刚主持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丁玲、刘白羽、严文井、吴伯箫、何其芳等人的大量作品。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文艺运动与东南亚地区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文艺运动构成了一个密切关联的历史整体。郁达夫、胡愈之、王莹等人在马来西亚以及张光年等人在缅甸的文艺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发生在海外的抗战文艺活动也和梁启超在横滨倡导“新小说”、闻一多等人在美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活动的历史实践一样，指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边界，提醒我们从“现代文学”之“外”来认识和理解“现代文学”的必要性。没有“外”就无法确定“内”，反之亦然。

　　即便退回到“解放区文学”之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笔名“莎寨”的作家王博习，就曾出现在宇堂的《太行文联回忆鳞爪》、刘艺亭等人主编的《冀南文学作品选》等不同研究中。实际上，每一种研究都只提到了他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这几种研究的相关内容合起来也并非“莎寨”的全貌。理由很简单：他更多的作品并不是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而像王博习这样的作者还远不止一个。

　　所以很显然，只要不是简单地从“谁来写”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把文学当作一个由作者、读者和出版等环节共同构成的社会历史现象来看待，承认文学史就是作品被读者接受、从而产生相应社会效果的历史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超越了区域限制的整体性关联，才是抗战文学之为抗战文学的历史力量之所在。把研究对象限制在狭小的区域里，也就限制了它真正的历史力量。

　　历时性的历史视野

　　与共时性的横向视野拓展相对应的另一面则是历时性的历史视野，至少在从晚清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完整的历史时段之内来理解相关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以及作为一种有着自身历史内涵的“现代文学”的最终确立，既是推动中国历史大转型的重要力量，又是这个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这个大转型的完成，中国文学也从古代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汉文学”转化成现代中国的“现代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成员。宏大的历史结构当然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精确地决定“现代文学”的每一个历史细节。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也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文学当中的不少思潮和现象，只有放在这个相对完整的大历史视野里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比如，当时汇集在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冯至、林同济、沈从文、李广田等人不约而同地强调“力”的重要性，主张“力”优先于“德”。研究者通常只关心这股社会文化思潮的外来影响以及它和全面抗战时期的共时性历史语境之间的交互关联。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同时期的大量文学史事实，注意到晚清爱国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尚武精神和游侠意识以及五四时期对“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深切关注等现象的话，就会发现这股社会文化思潮其实是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一股持续不断的重要思想脉流的一次集中爆发，而不宜当作孤立的个案来对待。把晚清的“尚武”思潮和战时中国大后方知识分子当中这股“尚力”的社会文化思潮联系起来，会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

　　站在“现代文学”内部，不少作家的抗战文学活动显然也应该被拉入更长的历史视野，和他们早期的成长经历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理解作为一种普遍历史现象的抗战文学。如果相关作家之前没有丰富的经验，抗战文学也就不可能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兴起，并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发展成为一种席卷全国的历史现象。例如，综合老舍的自述和创作实绩来看，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立即全身心投入抗战文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清末的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老舍投身到了全民抗战的历史洪流中。再如，郭沫若、郁达夫、冯乃超等创造社成员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选择，虽然离不开政治力量的组织与推动，但他们早年以“弱国子民”的身份在日本留学期间遭受的屈辱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历史选择。

　　考虑到任何一种文学活动总是与特定的读者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历史现象，从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广大的中国读者和作者在连续不断的屈辱经历中累积起来的民族感情是抗战文学得以发生和兴起的厚实土壤。如果忽略了共同的民族情感这个内在维度，仅从外部社会历史事件推动这个单一的角度出发，就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无法理解抗战文学和中国的现代命运之间难以分割的血肉关联，也理解不了“现代中国”的“现代文学”，而只能被个别的、零散的研究对象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入手，打破专门化和精细化的人为藩篱，站在宽阔深厚的整体性视野之中来讨论抗战文学，不仅可以重塑我们对抗战文学的认识，也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新理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李劼人年谱长编研究”（25BZW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