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上台后,急于落实其右翼保守色彩浓厚的各项政策,在国内推行激进式安保政策,谋求进一步强军扩武,在外交上一边对美国“献媚”,一边对中国展示强硬姿态,引发中日关系恶化。高市不仅继承了“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谬论,而且堂而皇之地将中国内政问题与日本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挂钩,无视国际法准则以及中日政治共识,妄图将中国台湾纳入日本“集体自卫权”的适用范围,意欲军事介入台海问题。高市上述举动的背后,是近年来日本决策层将中国视作“最大战略挑战”的对华“地缘政治迷思”在作祟。这种基于冷战思维的“迷思”不仅破坏中日关系,而且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日本对华错误认知与
行为选择
当前日本对华的“地缘政治迷思”,主要表现为近年来日本决策层固执地坚持对华错误认知,并据此发起各种针对中国的挑衅举动。
在对华认识上,日本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从2022年末岸田内阁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开始,日本在近年的《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等官方政策报告以及日美首脑会谈或联合声明等官方文件中反复强调这一对华定位,其本质上就是鼓吹“中国威胁论”,诬陷中国是地区安全稳定的“主要破坏者”和“日本的威胁”,将中国塑造成日本及美日同盟的主要“假想敌”,为日本进一步强军扩武、深化日美军事同盟找借口。关于中国台湾,日本在明面上声称坚持官方的“一贯立场”,背地里却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并在地缘政治上将台海与日本国家利益挂钩,将其视为阻挠中国统一、遏制中国的“关键支点”。
在行为选择上,日本不断推进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与行动。第一,以中国为“假想敌”,强化自身军力建设。突出表现为加快打造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引进和研发进攻性的中远程导弹,大幅扩充日本“西南诸岛”的军事前沿部署,意图构建针对中国的“前沿威慑”,应对所谓的“台海有事”。第二,继续深化日美军事同盟,提升针对中国的战略协作,强化所谓的“干预与威慑能力”。2024年7月,美日“2+2”会谈出台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60余年来最大规模升级”的具体措施,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在美国有意实施战略后撤的情况下,日本希望借此实现“拉美抗中”的意图。第三,积极配合美国推进“印太战略”,拓展“美日+”小多边机制,在军事、经济安全等领域围堵中国。日本不仅推动形成美日韩三国“准三边同盟”,而且积极参加并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边机制建设,意欲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日本陷入“地缘政治迷思”的
深层背景
日本陷入对华“地缘政治迷思”,坚持对华错误认知并据此发起挑衅举动的背后,存在以下几个深层次背景。
第一,日本用冷战思维看待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变化。自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军事实力和军事现代化水平也随之得到显著提升。而日本却陷入经济发展困境难以自拔,影响力不断弱化。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及全球的地位与影响力发生逆转。这种实力失衡导致日本决策层的对华心态失衡,产生了“被取代”的身份困境和焦虑情绪,认为中国的强大改变了地区安全局势,进而产生了“中国强大即威胁”的错误认知,有意识地把中国视为威胁对象与竞争对手,故意在台湾问题上挑起事端。
第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与民族主义思潮推动对华态度强硬。21世纪以来,宣扬“民族主义”、推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新保守主义”理念主导日本政坛,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舆论界普遍趋于保守,民族主义迅速抬头,成为政治右倾化的民意基础。日本决策层在此种“民意”下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展示对华强硬姿态,将日本的对华政策带入非理性对抗轨道。
第三,在中美持续战略博弈的背景下,日本被美国推上对抗中国的前线。中美战略博弈已持续数年,对世界局势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为“竞赢”中国,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将日本视为对抗中国的前线。为了将日本打造为有一定实力对抗中国的“马前卒”,美国持续对日“松绑”,要求日本在安全上承担更多责任,鼓动其不断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大幅增加军费投入、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而日本决策层也希望在中美博弈中捞取更多好处,故而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积极配合美国对抗中国,并将台湾问题视为突破点。
破坏中日关系与
地区稳定
日本陷入对华“地缘政治迷思”,并且希望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捞取更大利益,不仅直接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态势,而且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首先,中日政治互信根基受到持续冲击。近年来,尽管日本政府宣称要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但在实际行动中却秉持地缘政治对抗的陈旧思维,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并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台海、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不断侵犯中国主权,妄图搞“三海联动”,搅乱地区稳定。此次高市的涉台谬论更是公开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事实证明,日本对华“地缘政治迷思”下的涉华错误言行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不断侵蚀两国关系的政治互信根基,进而将两国关系推向紧张局面。
其次,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环境遭受破坏。日本在对华“地缘政治迷思”的驱动下,以中国为“假想敌”强化自身军力建设、大幅扩充“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构建“美日+”小多边机制等行动,特别是寻找军事介入台海的借口,不仅直接加剧了台海和东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误判和冲突风险,而且鼓动阵营对抗,削弱地区安全对话机制,刺激地区国家掀起军备竞赛,进而导致地区安全困境加剧。
最后,战后国际秩序遭受严重挑战。《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将窃取的中国固有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无论是台湾回归中国,还是战后日本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进行强军扩武,为军国主义招魂,特别是为对抗中国妄图军事介入台海,公然侵害中国核心利益,均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与破坏。
事实证明,日本决策层仍在对华“地缘政治迷思”的驱动下蓄意制造事端挑衅中国,中国必会采取有效应对举措,坚决打击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遏制日本的冒险行径,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也应对日本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保持高度警惕。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