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语言艺术的历史建构随诗歌与时代、中国与西方的互动关系展开，随新诗语言的“四次解放”呈现出不同风貌，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勾连，呈现出新特点，为构建中国现代语言诗学体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的四次革新

　　在新诗语言的第一次解放时期（1915—1921年），为了推进诗歌的白话运动，实现“文学革命”的全面胜利，口语化和散文化成为承续晚清“诗界革命”的历史必然和现实追求。从旧诗改良到新诗革命，从白话旧诗到白话新诗，“作诗如作文”“诗体大解放”“语言的自然”“自然的音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等基本原理的倡导，确立了白话作为表现新诗内容和精神的语言形式，明确了白话语言的使用规范和基本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旧诗体，却并未建立起新诗体。

　　新诗本体探索成为新诗语言第二次解放（1922—1937年）的重要任务。针对白话—自由诗学造成的早期新诗的“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闻一多、陆志韦、饶孟侃、陈梦家等的新格律诗学和穆木天、梁宗岱等的现代主义诗学，引领新诗进入本体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对新诗语言的音乐美、绘画美与建筑美以及声音、音节、节奏等问题都极为关注，学习借鉴外国诗歌语言和旧体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追求音乐性与建筑美的“契合”，明确要运用诗的思维术、诗的语言抒写诗的世界，建立诗的本体论，这是更高层次的语言解放和本体建设。

　　抗战爆发后，新诗语言建设分为两路：一路走向更加广阔深沉的抗战文艺新阶段，一路继续推进新诗现代化建设，由此迎来以大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为特征的新诗语言第三次解放（1938—1949年）。一方面，抗战新诗接续“五四”时期大众化、平民化的白话传统，广泛采取街头诗、朗诵诗、长诗等多种诗体形式，大量使用俗白语言，不避俗字俚语，通过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等大众媒介，实现诗歌的大众化传播，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尤其是在“民族形式”讨论的推动下，诗人们结合民歌形式与叙事诗，创作出《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兼具民间性与艺术性的民歌体叙事诗。尽管这些抗战新诗的语言一定程度存在直白浅露的局限，但无疑在鼓舞民心、推动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动员效应。另一方面，“九叶诗派”在语言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富有创造力的美学实验，在语言形式上大胆创新，表现出鲜明的独特性。他们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诗创作中运用新颖的比喻、反讽、象征和意象，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表达模式，创造出一种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民族特色的诗歌语言，表现出诗学观念的中西融合。而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则主要探索诗体形式的解放和修辞上的创新，臧克家、艾青、穆旦等同期诗人承继第二个时期关于新诗“节奏”讨论的余音，对节奏问题进行思考，并在创作中运用现代汉语、特意排列语言元素突破传统格律，展现了新诗的节奏现代性。大众化与现代化的双路进发，构成了抗战时期新诗的民族气派和丰富面相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新诗的语言底色，也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进入新时期，“向内转”成为新诗以及文学为建立自身独立性和审美性而选择的路径之一。与此同时，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和语言学文学批评被引入国内学界，在诗歌创作领域掀起了第四次“语言解放”（1978年至今），诗学理论批评也随之发生了“语言论转向”，新诗语言进入理论与实践的多元探索时代。朦胧诗和寻根诗诗人受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影响，通过语法偏离、隐喻叠加、意象拼接等手法打破日常语言习惯；尤其是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的“词语集中营”式写作、陈旭光提出的“走向语言本体的诗歌美学”等新主张，强调语言的本体地位，强调语言的自组织性和存在论意义，以此反对 “语言工具论”。“九叶诗派”代表诗人郑敏，提出“汉语语言特性”概念，试图从古典诗词中寻找新诗语言建设的新路径。

　　新诗语言艺术原理建构的三个特点

　　纵观百年现代新诗发展史，语言艺术原理的建构因时而变，因变而新，具有不同于传统旧诗的三个特点。

　　一是话语转换。经历从文言到白话、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新诗的理论话语突破了 “风雅正变”“兴象”“风骨”等带有鲜明中华美学特征的概念术语，更加关注 “音节”“节奏”“纯诗”等受现代诗学影响的新范畴、新命题的讨论，从感发性、印象式的主观描述逐渐走向客观性、科学化的逻辑阐述。

　　二是双线并进。新诗语言艺术建构历程中始终交织着意识形态和诗歌本体的双向诉求，与时代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新旧转型与社会变革中不断调节语言追求，不断推进语言实验，呈现出明暗交替并进的两条线索。

　　三是中西互鉴。现代新诗的产生与发展是中西诗歌与诗学交流互鉴的产物，新诗语言艺术原理的建构是中西传统融合创新的结果，其突出特点在于，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无论是对译诗的借鉴吸收，还是对英法美象征—意象派诗歌的学习模仿，以及对西方诗歌和语言诗学的挪用移借，始终不脱离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诗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始终立足于汉语的语言特性和本土语境，在中西融合中创建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诗学。

　　构建中国现代新诗语言诗学体系

　　从古典旧诗到现代新诗，既是诗歌形态的一次历史转型，也是诗歌语言的一次浴火重生，后者既有对前者的反叛与断裂，也有对前者的继承与改造。从文言到白话，不仅是一次因时而变的语言革命，更是重建现代诗歌体系的开端。

　　建立在文言基础上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建立在欧洲语言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诗歌传统，以或显或隐、或直译或意译的方式，融汇到以白话为基础的现代新诗传统的建构历程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新诗的一些基本语言法则。尽管这些语言法则与古典诗歌语言艺术相比显得零散、不成体系，但因为其与现代新诗和现代中国相伴相生，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因而成为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和反思这一历程和这些语言艺术原理的生成、内涵、价值和规律，无疑有利于当下中国现代语言诗学体系的构建，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新诗的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新诗语言诗学体系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我们既要把“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加工改造成“活的语言”，也要综合“语言形式论”和“语言本体论”的优长，不要顾此失彼。语言诗学可以构筑起新诗通往人民大众、彰显民族性的现实主义道路。在白话与文言、新诗与旧诗之间徘徊往复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立足于中西对话、与世界诗歌同步的新时代现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融通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语言艺术原理，深入发掘中国诗歌的汉语特性，构建中国现代新诗语言诗学体系！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