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负笈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马敏就在此扎根、成长。40多年来，他秉持“史料为基、理论为纲”的原则，在辛亥革命史、社会经济史、商会史、博览会史等领域不断拓疆辟土。其研究既扎根翔实的史料，又保持开阔的理论视野；既深耕中国经验，又兼顾全球意识。如今，他虽年届古稀仍在史学研究与教育的道路上前行，用一生的坚守诠释着：真正的学者既要埋首故纸堆探寻历史真相，也要心怀家国事书写时代担当。

　　恩师导引寻得门径

　　马敏1955年生于四川雅安，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白天繁重劳作、夜晚两耳塞着棉花在煤油灯下阅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马敏的治学之路，严格地说，是从跟随章开沅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开始的。硕士在读时，在恩师的建议下前往苏州市档案馆参与苏州商会档案整理工作，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全方位的学术历练。

　　“沉潜于浩如烟海的商会档案中，不仅给了我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治史的严格学术训练，还让我萌发了问题意识。”经过3年扎实的史料整理，马敏开始尝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其他学科知识，比如，引入社会心理学、个体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1986年，马敏作为博士研究生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上刊发《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论孙中山伟人品质》两篇论文。从此，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两本期刊也成为陪伴马敏学术成长的重要期刊。

　　“我的治学道路受到章开沅先生的深刻影响，他的点拨对我学业上的快速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敏说，“恩师曾很形象地说自己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细想一下，马敏觉得自己就是不时参与“会餐”的小鸡之一。从最初的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研究，到后来商会史、现代化史、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无一不是在恩师导引下寻得门径、渐入佳境。

　　深耕“三会”史领域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概括起来就是三个‘会’——商会、博览会和教会，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对这三个领域的历史研究。”马敏对记者说，这三个领域之间是有关联的，从本质上说是从社会、经济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

　　在商会史研究领域，马敏堪称拓荒者与深耕者。“绅士与商人从传统社会的上下两端走到共同受到社会重视，经历了漫长历程。”马敏说，官、绅、商、学关系的调整与重构引发国家和社会关系重建。从社会史角度观察“绅商”的演变，可以管窥近代中国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复杂、最持久的社会关系大变动。1995年，他积十年之功出版专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该书被学术界誉为“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绅商研究理论体系”。他主编的四卷本专著《中国近代商会通史》，被誉为“商会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基于多年深耕，马敏从商会档案出发提出过渡形态理论、中介社团理论、绅商理论以及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等。

　　在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时，马敏偶然发现大量博览会相关史料，由此开辟了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新领域，成为该领域的倡导者与先行者。其论文《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先后发表于《近代史研究》和《历史研究》，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近代博览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研究中，很多材料要到国外收集。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访问、讲学期间，马敏多方收集资料。1999年，马敏根据在美国查阅的史料发表了《有关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厘清了中国参与此次博览会的若干细节，还原了相关史实。其论文《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在更宽阔的历史视野中对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角色进行了定位，被认为是“拓荒之举”。

　　在收集博览会材料的过程中，马敏拓展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相关研究。1997年，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他在瑞金帕克学院安格斯图书馆偶然发现英国浸礼会珍贵档案。在海外档案的基础上，马敏对早期中文圣经翻译史、早期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马士曼语法书之争，以及早期中文铅印书籍等问题做了系统翔实、开创性的研究，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在这三大问题上的长期争论。这方面的早期成果在1998年《历史研究》上刊载后，被评价为“具有世界眼光与对话意义的重要探索”，成为他被征引最多的论文之一。

　　持续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

　　“当初我也没想到教会大学史能够成为热门，商会史现在会成为显学，博览会史会是全国都关注的研究领域。这都是一个由冷而热的过程。”马敏说，除反映治史规律的“由冷而热”外，还要提倡“由热而冷”。他阐释说，做学问要善于坐冷板凳，锲而不舍、长期坚持，在研究“很热门”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充分发掘更多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以博览会史研究为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举办前后，有关博览会的研究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马敏觉得还不够成熟、不能急于抛出成果，而是决定沉下心再研究十年左右，更好地总结与归纳以打造学术精品。采访当天，他翻开刚完稿、待出版的沉甸甸三卷本《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对记者说，这就是当年谋划的重头戏。在他办公室的十多个大书柜中，有一整柜是后来收集的、几十册博览会相关史料。他对记者说，“如果当时急于出成果，这么多资料都没有看到，怎么能推出在国际学术界站住脚的成果”。这部由他主编并参与撰著的近170万字的《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系统梳理了1815年至2010年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完整历程，揭示其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近代的转型经验，对今天的发展道路选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马敏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现在最需要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凝练出有关中国发展的系统性、原创性现代化理论。

　　随着信息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史料占有早已不是一种奢望。马敏说，历史文献大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极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为开展长时段、整体性、宏微观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要拓宽历史视野，将“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相结合、长时段历史与短时段历史相结合、科学历史与人文历史相结合。从中国视角出发，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从更高层次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这是马敏下一步持续投入精力的重要领域。

　　马敏用40余年的潜心研究，书写了一位历史学者的坚守与探索。他的学术道路证明：真正有生命力的史学研究，必然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证之间找到平衡点的智慧之旅。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