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一年多以来，古典和古典学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这为深入探讨一些相关学理问题提供了契机。我们认为，就中国古典学下一步的研究而言，理论澄清工作必不可少：一方面，需要历史地回溯古典学作为现代学术的成立过程，明晰研究背景与问题走向；另一方面，需要内生性地认识古典作为中华文明基底的学理特质，把握学问整体和思想全局。明确此种历程与特质，对于深化中国古典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无古典学之名，中国古典学是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产物，其成立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启用了“古典学”这一概念，用以指代清代乾嘉时期的名物制度考索之学，这是“古典学”在近代中国学术中的较早发端。不过，梁启超过于专门的定义限制了这一概念可能的意涵边界；而古典学在梁氏笔下仅数见，也未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学”才是当时对于传统学术更具标识性和接受度的称呼。

　　到了20世纪末，中国古典学才真正进入现代学术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世界史学者较早提议，中西古典学应在文明比较研究的视角下同步推进。此后，不少学者先后发表文章给予支持和响应，“中国古典学”的概念由此被正式提出。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特点在于，各家大多从比较的角度和文史的学科切入古典，特别重视出土文献在古典学重建中的作用，从而把先秦两汉视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主要时段。这是中国古典学现代展开的第二阶段。 

　　21世纪特别是近15年来，中国古典学研究更趋兴盛，并呈现新的特点。其一是本位化，文史哲研究在观念与价值上表现出对中国传统的鲜明认可，经学成为研究的热门。其二是系统化，古典学研究不限于对先秦两汉的文史考察，而是展开为对传统中国文明核心问题的普遍探研。其三是建制化，包括文献学在内的一些学科主动提出或接纳“中国古典学”之名，相关全国性学会组织先后建立，古典学与学科体系的结合日益加深。其四是互动化，西方古典学研究在国内的深入发展，为中国古典学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助力。相比于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对“古典”的自觉明显增强；相比于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更多转向传世文献，“经典”作为古典学主要载体的地位得到凸显。但与此同时，伴随着多学科、多视角的参与，学术光谱日趋复杂，也带来了究竟“什么不是古典学”的学理疑问。

　　作为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种形态，中国古典学一百年来从无到有的变迁史，显示出时代对于文明根源性价值的探寻日益迫切，也提示出传统学术在古今之间调适、转型的深刻与复杂。

　　中国传统学术浩如烟海。在其中，究竟什么可以称为古典学？抑或古典学就是传统学术之总和？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学有自身特定的理论主题，主要是对古典中国根本原理、价值、历史与典籍的研究，其核心的文献范围是经典，经典性是中国古典学突出的理论特质。

　　中国所谓经典，首先是指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经部，儒家经学是传统学术的主干。《庄子·天下》有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中的情志传统、圣王叙事、行为规范、调和功能、变易哲学与大义名分，共同构成了古典中国的文化内核。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儒家经书及其思想义理、历史演变的研究，自然是古典学的题中之义。

　　进一步讲，经典又不限于儒家的经书与经学，而是在学派与时代上都有其更深广的意涵。《庄子·天下》将儒家经书放在一个“其运无乎不在”的整体中定位，认为《诗》《书》《礼》《乐》只是道之一端，需要与“旧法世传之史”和“百家之学”结合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在讲述古典学术之起源时，曾提出著名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认为包括儒道在内的九流十家都是官方典制的支流余裔，周官旧典才是各家学说的更早源头。《庄子》与《汉书》的论述共同传达了一种深意：古典中国得以成立的根本原理与价值具有彻底的整全性，超越于一家一派、一经一书的范围。职是之故，今天以阐明此种原理与价值为己任的中国古典学，也就不能为某一学科或学派所限，而是应将经子百家之学统合并纳入自身的视野，以便调动起古典中国全部的思想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凡是有助于阐明中国原理与价值的古典文献都是古典学意义上的经典；或者说，古典学意义上的经典就是体现中国原理与价值的“载道之言”。

　　《说文解字》解释“典”字云：“五帝之书也。”就本义来说，“典”不是一般的书籍，而是一代政教之凝结。《尚书》开篇的《尧典》《舜典》就是对于尧舜之道的记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是说六经是先王治道的提炼。因此，统合经子、汇集百家的古典学既不是杂多的大全，也不是一门的教义，其要义毋宁说始终落在古典中国的秩序原理之上。古典学凸显出中国文明强调政教、不离人文的特质，是关乎文明底色之学。

　　经典因应着文明的成熟而确立，也伴随着文明的更新而变迁。自先秦至明清，中国经典经历了一个扩充、流变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将古今经学的流变归结为十个时代，这是就儒家经学的兴衰而言的。如果着眼于经典本身而言，古典中国的经典体系可以说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动。第一次是西汉时期儒家经典体系的确立。汉武帝起，《诗》《书》《礼》《易》《春秋》正式立于学官，博士制度成为经典传承的载体，五经既以传学，亦以治事，古典中国第一个稳定的经典系统由此建立。第二次是唐宋时期经典体系的因革。汉魏以降，佛教传入；北宋开始，理学兴起。中国中古至近世巨大的思想变革反映在经典谱系上，就是五经中的部分内容成为纯学术研究的对象，一些更具思想性的文本成为时代精神的新担纲者。钱穆先生曾有“新七经”的说法，认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六祖坛经》共同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这一说法所指示出的重点，正是以新儒家（理学）、新佛学（禅宗）为代表的儒释道文化在近世前后共同确立了新的经典谱系与思想格局。第三次是晚清以来经典体系的丕变与重塑。晚清民初的学制改革取消了经学的特出地位，新的思想资源的传入重塑了国人对世界的根本认知。20世纪以降，古典中国的经典体系不但在制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支撑，在义理上也面对着新历史的检验。然而，在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历史过程之后，传统经典在今天仍能以活性的姿态参与历史、仍有打动人心的能力，这不仅显示出古典中国根本原理的持久活力，也说明了今日中国与自身历史传统的深刻联系。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经典体系的每一次剧烈调整都恰好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宏观转折点上：两汉经学的兴衰提示了古代向中古的变迁，唐宋经典的因革标记了中古到近世的转捩，晚清经学的解构更是处在走向近现代的关口。这不是偶然，而是提示出一个事实：只有能够导引历史走向更高处的时代精神才能成为新的经典，新经典是文明长河走入新航段的标志。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经典体系虽然在古典文明的开端处就已确立，却只有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才能保持其经典性。“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中国古典文明之所以具有长久的价值，不是因为中国经典足够古老，而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根本原理与价值始终面向历史开放，具备“常为新”的能力。古典学研究之所以具有活性的功能，不仅是因为对往事有所钩沉考稽，还因为古典学研究旨在从古典中发掘更好地应对时代之问的资源，寻找文明的主动性如何在一次次具体的历史机缘中释放自身。这种历史感的建立与主动性的获得，才是古典学在古今之间的真正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