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分析的显著转变。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的兴起，使得研究对象从国家、战争、伟人转向普通人的婚姻、饮食、服饰乃至情绪，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这一“微观转向”原本是对传统政治史、精英史的反拨，然而，当研究关注的单位越来越小——从村庄到家庭，从家庭到个人，最终甚至聚焦于单一事件或物品——许多学者就偏离了历史研究的深层追求：通过个案透视整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式，导致历史知识体系被割裂成无数个孤立的片段。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加强历史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宏观性？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近日采访了相关学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反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年鉴学派传统的宏大叙事与现代化理论结构性框架，微观转向与文化转向开始在历史学界兴起。其中，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代表学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76年创作的《奶酪与蛆虫》，通过16世纪磨坊主梅诺乔的审判记录，揭示了民间文化与宗教改革的互动，同时引发了碎片化争议。

　　在《玩转尺度：全球与微观、宏观与纳米》（Playing with Scales: The Global and the Micro, the Macro and the Nano）一文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提出，微观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在于收束分析焦点，通过观察个体或群体、局部地域以及有限时段内的事件与关系网络，重构历史发展脉络。这种方法聚焦于规范性社会结构下具体人物的实践，以此揭示社会自由与约束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形成具有启示性的历史认知。然而，推动微观史学发展的更深层动力源自人文学科内部兴起的文化转向或语言转向，或称“新文化史”。这一脉络下的微观史研究积极吸纳后现代主义思想，致力于通过底层人物、日常生活用品的抉择与生命轨迹，反思占据主导地位的宏大叙事。文化转向虽然常被视为叙事传统的复兴，但其内核包含着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重构。

　　“伴随文化转向而来的后现代思维，促使历史研究者更具自我批判意识，更清醒地认识到‘宏大叙事’的局限性及其可能造成的认知扭曲。然而，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不应是简单回归叙事传统，而应当有机融合后现代批判精神与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研究方法。”德弗里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高拉夫·贾格（Gaurav C. Garg）告诉记者，通过聚焦微观分析尺度，历史学者最初至少希望检验、重述、转化并引入人文要素，甚至从根本上挑战当时盛行的宏大叙事。微观叙事拓宽了历史思考的维度，推动历史学者更接近“将万物历史化”的目标。然而，微观转向与文化转向几乎彻底瓦解了宏大叙事的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在全球南方历史学界尤为引人注目。

　　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与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将欧洲地方化》强调，宏大叙事及多数社会科学概念本质上是西方的，难以有效释读非西方世界。尽管有关学术进展值得称颂且至关重要，但在非西方或全球南方语境中，微观研究与宏大叙事之间的断裂颇为显著。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全球南方历史学者拥有独特的契机，有可能为新一代学者重新思考、重述并重构崭新的宏大/整体历史叙事。

　　“碎片化本身是否必然构成问题？”贾格反问道，“真正令我忧虑的碎片化现象，在于历史学者（无论隐晦或明确）放弃建立联系的尝试，不再致力于构建更优质、更具包容性、更全球化、更可持续的元叙事”。

　　同样发轫于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史，被视为应对微观史与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重要学术领域，其兴起的标志性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加拿大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于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通过追踪人、商品、观念的流动，全球史试图将分散的地方研究重新连接起来。

　　贾格表示，全球史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以崭新方式重塑了世界叙事，深化了我们对世界过去与当下紧密联系的理解，揭示了发生在世界偏僻角落的事件如何能对地球另一端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同时帮助全球南方的历史更好地融入世界叙事框架。然而，全球史的研究范畴往往宏大且耗资不菲，全球南方的学者常因资源匮乏而难以开展此类研究，这加剧了他们在学术界被边缘化的问题。

　　德弗里斯认为，全球史的宏大尺度天然倾向于前瞻性理论及各类结构主义；它需要可以实现其目标的共识性方法论和统摄阶段性成果的主导叙事框架。

　　贾格认为，目前存在两个值得警惕的现象：第一，随着数字资源的普及，基于在地情境的深度知识正在被轻视。学者们越来越依赖容易获取的线上数据和其他工具，反而绕过了对所研究背景需有沉浸式体认的传统要求。第二，对全球流动与联系的过度强调，反而可能导致小尺度历史研究及那些与全球流动网络关联较弱地区的历史研究价值被贬低。换言之，学者需要在全球史与非全球史研究之间寻求平衡。

　　当代学术体制的“出版或灭亡”逻辑，深刻形塑了历史研究的生产方式。在追求论文数量、引用率和项目经费的竞赛中，学者被迫选择“安全”且“高效”的研究策略。

　　在贾格看来，毫无疑问，学者正面临着巨大的出版压力。在此背景下，学者（尤其是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研究者）选择务实态度而非宏大抱负是人之常情。为了职称晋升等现实需求，学者需要开展“可行性高”的项目以相对快速地发表成果，而那些满足个人学术志趣的研究往往被推迟到职业生涯后期。从这个角度看，学术评价体系确实助推了碎片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许多高校的历史院系和历史研究机构，历史学依然是以著作为核心的学科，学者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潜心撰写专著。尽管如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著作为评审重点的终身教职制度日益少见，但只要学术著作的价值仍被珍视，我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历史学领域碎片化的影响尚在可控范围。”贾格表示。

　　德弗里斯也认为，在历史学领域，专著出版仍是职业发展的“黄金标准”，相较于其他一些学科采用的以“最小可发表单元”形式发表成果的学术激励机制，这种以出版专著为核心的评价标准更为严苛。他认为，历史学者若能在从初步研究到完成专著的进程中更积极地参与学术批评与讨论，将大有裨益。

　　数字化革命为历史学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条件。档案馆的数字化、数据库的建立、在线资源的不断丰富，本应促进更全面的综合性历史研究，但现实恰恰相反，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碎片化趋势。学者似乎面临一种困境：对细节的了解越多，对整体的理解越少。

　　“我们对细节了解得越多，进行宏观思考的难度就越大。”贾格谈道，“这是因为，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都难以建立。我们要么假定局部不过是整体的派生，这使得局部相对乏味；要么认为局部简单相加即可构成整体，但如何实现这种加总却难以阐明。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富有张力的困境，历史学者需要并且一直在努力应对。” 

　　贾格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视为一个本体论问题，建议学者和其他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人深入探究哲学家如何思考本体论。“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主要运用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尤其是我称为‘温和批判实在论’的版本，以便在深入探究细节的同时思考整体。在实在论传统中，许多学者发现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聚合体’概念有助于思考这类问题。”

　　德弗里斯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历史学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研究必须始于提出一个（最好是可验证的）问题。只有这样，丰富的数据才能成为优势，将史料奉为圭臬的历史学家注定只能成为古物收藏者。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困境。它与理论反思、体制约束以及数字化革命等多重力量的交织密不可分。它既带来了知识的深化，也导致了视野的窄化；既解放了被忽视的声音，也模糊了历史的整体图景。超越碎片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宏大叙事，而是要发展一种新的综合智慧，要能够同时把握细节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特殊与普遍。

　　“将整体解构为碎片，又运用碎片重建整体，这应当是一项永无止境的智识事业。”贾格强调，人们迫切需要比现有框架更完善的元叙事。全球南方在思想与历史上的联系，未必也无需如当下这般始终以全球北方/西方为中介。

　　德弗里斯建议，全球史和微观史应当联合起来，加强总体史研究。他认为，微观史研究需强化理论自觉。尽管历史缝隙中的特殊个案具有独特研究价值，但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个案与全球历史之间的关联机制具有复杂性，其对于宏观趋势的解释效力存在本质差异。换言之，微观史研究成果并非通过简单累加便能构成全球史，微观史研究应积极回应全球史提出的理论命题。全球史与微观史之间并非不同尺度、不同方法之研究的机械叠加，微观史的学术使命也非最终被全球史体系所吸纳。二者实为方法互鉴而目标各异的学术实践，应在方法论层面形成对话，同时在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上保持相对独立。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曾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场对话的价值不仅在于我们发现了多少新事实，更在于我们通过这些事实理解了什么样的人类境况。只有当碎片重新找到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历史学才能实现其最崇高的使命：在时间的长河中，为人类定位，为人类导航。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