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遗址和马圈湾遗址中，曾发现汉代的帛书。悬泉置帛书规格约23厘米×10厘米，内容为戍边士卒给家人的信，讲述边地的艰苦和生活的拮据，希望家人能寄点费用补充生活之需，是汉代边地戍卒生活的真实写照。敦煌马圈湾出土的帛书为一些碎片，字数不多，内容涉及边地戍卒的管理事务，应当是官文书。除此之外，1991年12月，甘肃高台县骆驼乡农民在用推土机平整土地时，为了扩大面积，他们把就近的沙石土包（疑为古代烽燧遗址）推平，填到旁边水冲的沟壑中。在沙石土包中，他们发现了古代砖瓦和一块较完整的帛书。后来，帛书被上交到当时的县文化馆，现收藏在高台县博物馆，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帛书呈淡黄色，首尾皆残，上下边缘基本完好。长（高）38厘米，宽26厘米，残存字迹82行，其中最后三行残损严重，仅存数字。其余79行，每行104—107字不等，楷书书写，每个字约0.30厘米×0.32厘米。书写规整，平稳端庄，疏密匀称，8000多字，大部分清晰可辨，是一篇古代微型书法艺术珍品。

　　全文没有标题，作者不详，连贯抄写，内容多据《论语》《孟子》等重要句子进行发挥，核心是围绕“道”进行讨论，“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人在即道在矣”（第73行），涉及对品质修养、为学之道等“修道”的思考，近似于一篇读儒家经典的札记。根据内容和抄写格式，全文分为14章，章题前后有△符号标记。如第11行“△恭宽信敏惠△”，第17行“△生而知之者上也△”，第30行“△望之俨然之厉△”，第36行“△月无忘其所能△”，第42行“△刚毅木纳△”，第48行“△敬事△”，第57行“△下学而上达△”，第67行“△求也退，故进之由也，□退之△”，第73行“△在人△”。章题右侧有朱笔画线，或者是读者的标记。

　　《张掖文物》（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996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这件帛书是魏晋时期的一篇微型楷书论文，定名为《恭、宽、信、敏、惠之道》。”该书还刊登了帛书的图版。因为没有见到帛书的鉴定报告，也没有见到收藏单位甘肃省高台县博物馆的详细说明，学术界对帛书的制作年代尚存疑问。韩高年《高台魏晋墓出土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校释》根据帛书词语的出处，如第5行“无择执之功，何以见性情之正”，“择执之功”最早见于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庸》；第6行“利欲以熏心，犹恭，必有以止”“精察力行”，“利欲以熏心”最早见于黄庭坚《赠别李次翁》；“精察”一词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第13行“民胞物与”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张载《西铭》；第39行“无作荒之岁月”，“作荒”一词最早见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第68行“此用学者变化气质之修也”，“气质”一词最早见于宋人张载《语录钞》等，认为帛书的时代，仍需谨慎考论。而蔡伟《读〈高台魏晋墓出土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校释〉札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还有补充。刘永增等先生认为，从体例上考察帛书与清代举子应试作弊的袖珍书有关。而寇克宏则力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不误，最直接的证据是：帛书虽不是考古所得，但与帛书同时挖掘出来的碎砖瓦片皆为五凉时期的。帛书出土的骆驼城遗址位于高台县城西南20公里，东汉初为表氏县治所；十六国时期建立建康郡，成为北凉政权发祥地；唐代设建康军，隶属于河西节度使，安史之乱后不久被废弃。

　　我们认为，此帛书当为五凉时期的作品，除了国家文物局的鉴定意见和寇克宏先生的补充证据外，帛书本身亦有可资考证者。帛书第75行讲到“道”在“王亦板荡之后”一度中断，接着有“而至于郭公五之无征者，所谓在也，而究之果安在乎”一句。这里的“郭公”当指十六国前凉时期河西大儒郭瑀，《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说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前凉王张天锡曾派使者征召他，张天锡还写了语词恳切的信，郭瑀却“深逃绝迹”；前秦苻坚也派使者请郭瑀出山制定礼乐典章，郭氏也未应征。帛书中的“五之（至）无征者”，官府五至而无法征召，当指此事。而郭瑀的老师郭荷，也是五凉时期河西著名经学家，他的先祖也是“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官方征召而不至，是五凉时期河西学术的传统，也是河西学术典籍未能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另一种理解，可以把“五至”作为儒家的五种内心修养达到的最高境界。《礼记·孔子闲居》记载孔子的话：“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讲的是从“志”（内心志向）到“诗”“礼”“乐”“哀”（外在教化）的感化过程，强调的是“王道”“仁政”源于统治者的真诚情感与道德修养。帛书“无征”当为“五征”的声误字。根据郭瑀精研东汉以来“纬书”的情况，这里的“五征”当与《尚书·洪范》的“五征”有关。在《洪范》中，统治者的“五事”（貌、言、视、听、思）与“五行”（水、火、木、金、土）相对应，其某些作为的失当会导致“五行”运行“相生”“相克”规律的错乱，上天会降下相应的异常征兆，这就是“五征”。“五征”学说认为，自然与人事是相通的，政治清明则风调雨顺，政治昏乱则灾异频发。这些自然现象（雨、旸、燠、寒、风）本身是上天的“征兆”。不管“五至”“五征”如何理解，它们都与“郭公”有关。把帛书中的“郭公”确定为郭瑀或郭荷，则可以把帛书时代定为五凉时期。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以敦煌、酒泉、张掖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研究讲论儒学的大家。史书记载的河西大儒，以敦煌人居多：著名隐士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晋书·隐逸传》）。郭瑀的学生刘昞是敦煌人，《魏书》本传说：他曾“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又说“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化三略》，并行于世”。敦煌人索敞被迫到了北魏的首都平城，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京师大族、贵族子弟皆受业于敞。著有《丧服要记》（《北史·索敞传》）。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北凉时，曾领衔“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魏书·阚骃传》）。十六国后期，河西地区儒学兴盛，成为与邺城、建康并列的中国三大文化中心不是没有原因的。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河西大儒的著作没有保存下来，只有郭瑀的学生刘昞作的《人物志》注存下来，千古遗珠，弥足珍贵。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难以窥见其一斑矣。”十六国北朝文化史料极为缺乏，高台帛书揭示了这一时期河西儒学发展盛况的冰山一角，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作者系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