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称谓见于殷商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并为周人所继承。“天子”是周代产生的一个新称谓。商人尚无“天”之观念。商金文中的“王”称比较简单，单称“王”，且没有与“王”对等的其他异称。西周时期存在单称之“王”和“谥号+王”（如武王、成王）以及诸侯王（如夨王、买王），铭文中有的通篇使用单称之“王”，指周王、时王；单称之“王”或跟谥号王同时出现，也有少数铭文通篇使用谥号王，都是指周王。一篇铭文中可以只出现单称之“王”，指时王，也可以跟“天子”同时使用，但“王”与“天子”两种称谓的使用语境往往有别。“天子”有时跟谥号王共同使用，“天子”之称不一定是指时王。两周铭文中的“天子”之称一律指周王。

　　重视王称的“首见原则”

　　商周金文中单称之“王”可以为作器者，如王鼎“王作仲姬宝彝”（《集成》2147西周早期）等。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但很罕见。在所有的商周金文中，这类情形也是很少见的，不足30例。这类单称之王，要根据出土地、墓葬时代、字体、铭文内容等综合考量来确定指的是商王还是周王，或者是诸侯之王。单称之“王”没有确定是作器对象者。

　　铭文开首引出时间，往往曰“唯王某年”“唯王某月某日”或“唯王某年某月某日”，其中的“王”，在西周的王臣作器中指周王，东周诸侯作器则不一定，如酓章钟（《集成》83战国早期）之“隹王五十又六祀”为楚惠王五十六年，曾姬无卹壶（《集成》9710战国中期）“隹王廿又六年”为楚宣王二十六年。不带“王”字的，纪年判定或有分歧，如战国早期骉羌钟“隹廿又再祀”有周王纪年和晋国纪年之说。战国时期十四年陈侯午敦（《集成》4646）“隹十又四年”一般认为是齐桓公十四年。蔡侯申盘（《集成》10171春秋晚期）“元年正月初吉辛亥”，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增补本）》认为用的是周王纪年，而对于吴王光鉴（《集成》10298春秋晚期）“隹王五月”则云：“因吴国时亦称王，故此王指周王抑或吴王，未可遽定。”西周金文纪年一般默认是周王纪年，这在王命铭文中应该没有问题。西周金文纪时起首铭文有一类是“唯王某年”，也有很多不用“年”，直接说“唯王某月”，也有不带“王”字的。不过，齐、晋金文“唯王某年”应该是使用周王纪年的。

　　关于西周诸王的王号如“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最大的一个分歧就是这些称谓是生称还是死称。我们主张谥称说。在大部分铭文中，有王号的都是已故先王，有争议的只有十五件器物：利簋、义尊、义卣、献侯鼎（二件）、内史亳觚、胡应姬鼎、长甶盉、簋、茍盘、懋尊、懋卣、遹簋、十五年趞曹鼎、匡卣。为了更好地解释铭文中“王”和王号共现的问题，我们曾提出王称的“首见原则”，即一篇铭文中王号和“王”共同出现时，如果王号先出现，其后之“王”为王号之省；如果“王”先出现，其后又出现王号，“王”指时王，王号指已故周王。所以，利簋中的“王”还是武王，依据谥称说，该器作于成王时。由长甶盉、懋尊、懋卣看，“天子”是可以称呼已故周王的；从“对扬”句看，簋、茍盘没有使用“对扬王休”的表述，“王”与王号的使用区分严格。由王号明确为死称的用例以及依据王称“首见原则”能够解释的用例来看，王号为死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王臣多用“天子”之称

　　以示恭敬

　　“对扬王休”多见用于西周早、中期铭文，整个西周更为多见的是“对扬天子休”。虽然“天子”之称使用位置比较复杂，但均出现于王臣口气的叙述中，西周时人，对于“天子”与“王”的使用有自觉的语境上的区分。在多数铭文中，从王命之后的“拜稽首对扬”句开始，器主变换称谓，不再使用官称，而是使用私名，“王”变换为“天子”。由器主称谓以及“王”和“天子”之称在铭文内部的变换看，铭文结构的划分，不应像过去那样以“作器句”为界，而应以“拜稽首对扬”为界。在“拜稽首+对扬句+作器句”组合中，三要素组合是最常见的，其次是“对扬句+作器句”的二要素组合，“拜稽首+作器句”组合只有个别用例。当然也可以只有“作器句”一个要素。也就是说，在铭文编纂时，“拜稽首”和“对扬句”是可以省略的。综观所有类型的铭文格式，作器句是最重要的，其他组成内容包括册命、赏赐等叙事成分，均可省略。在铭文内容的逐步扩展过程中，首先发展的是作器句前的叙事部分——作器的背景，其次是作器句后的祈福铭辞，再次是作器句的发展，主要是在其前引入作器缘由。“拜稽首+对扬”组合在西周金文中已经成为一种“隐喻性的套语”，形成文本制度，表达对周天子、上司或家主的最高敬意和极大忠诚。这应该就是“拜稽首+对扬+作器”表达模式的政治与文化内涵。

　　东周金文的作器主体与叙事内容较之西周都有较大变化，“天子”一词很少使用，不多见的几例指的还是周天子。秦宗邑瓦书（战国晚期）“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胙”中“文武”指周文王、武王，但“周天子”的措辞颇可玩味，在西周，“天子”就是周王，不需要另外标注，“天命”也只有周王才能膺受。周王、王臣跟天命的关系，在逨盘中有非常清晰的表述，王臣就是辅佐周王“恭堇大命（或作令）”“绅固大令”“奠大令”“成受大令”等。到了东周时期，诸侯国君虽然还不敢僭用“天子”之号，但个别国家开始僭称“受天命”了。明确说“受天命”的仅见于秦国和楚国金文。晋公盆（《集成》10342春秋中期）、盘（《铭续》952）云“晋公曰：我皇祖觞（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虽然西周金文中“大命”指的就是天命，但晋国是姬姓国，盆铭的“大命”不应理解成文武所受之天命，应该指所受周王册封之命。毕伯克鼎（《铭图》2273西周晚期）、嬭加钟（《铭三》1282春秋中期）之“受命”义同。齐国叔夷钟（《集成》272—284春秋晚期）、鎛（《集成》285）只是在叙及高祖商汤时云：“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膺受”（天命或大命）一词在西周金文中只用于周文王、武王，东周金文除见上晋公盆、倗戟外，又见于秦公钟、鎛“秦公其畯紷在位，膺受大令”，叔夷鎛“膺受君公之赐光”。

　　准确理解王号的复杂性

　　关于王号的理解，需要在至少如下三个方面取得共识：第一，时王和前王存在生命交集，存在共同参加某项活动的事实；第二，“天子”一词不是时王的专称，在追忆性铭文中，它可以指称已故之王；第三，铭文中存在追记前朝往事的情况。另外也需要考虑，是不是上一任周王去世后，下一任周王才能即位？“王称”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如前王尚在位时，未即位的王怎么称呼，是否有采邑、有封号等。另外，“唯王”的纪时格式，在东周铭文中，“王”不一定是周王，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哪些诸侯国使用周王纪年、哪些使用本国纪年、使用本国纪年的又各自使用什么样的历法，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带“王”字的纪时格式讨论起来更为复杂，哪些使用王历，哪些没有使用，如果出土地、国别不明的话，就更难以讨论其纪时的本来面貌。由东周的情况倒推西周的情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西周金文中是不是所有的纪时都使用的是周历、王历？

　　另外，据《竹书纪年》和清华大学收藏战国竹简《系年》记载，周幽王死后，周王朝曾经出现过平王和携王“二王并立”的时期，所以有学者提出虢季子组盘“隹十又一年正月”用的是携王纪年，而同期的虢季子白盘“隹十又二年正月”则用的是平王纪年。此说也应引起学术界注意。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