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史学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以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线，聚焦重大实证与学科基础理论问题，重点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一统’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文明起源、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新史料整理与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等课题展开深入研究，理论自觉与现实关怀交织、传统深耕与前沿开拓并重，呈现出“主题聚焦、理论深化、方法创新、视野拓展”的鲜明特征。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2025年12月17日，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要沿着社会形态研究的史学正道，深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做有思想、有情怀、有风骨、引领未来的学问。围绕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条主线，2025年度的重点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探索。于沛认为，当今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而加强历史认识主客体研究、重视中国历史学主体性研究，则是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陈恒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史观遮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平等性与主体性，无法呈现客观全面的世界历史，唯物史观为重新绘制世界文明的演化图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国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新一届理事会产生，开启了国史学会发展新篇章。新中国史的研究阐释和学习教育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科学国史观，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新中国的历史，准确把握其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对待新中国史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在成功中汲取经验，在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张海鹏认为，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来指导研究的问题，这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史研究理论中的根和魂。努力体现这些指导思想，国史“三大体系”就会陆续建立起来，国史研究就一定能繁荣发展。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国强认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对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范恩实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必须着眼于国家需要、人民需求。李大龙认为，中国自主疆域史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传统史观，视角上实现从“中国”到“天下”的转变。

　　第三，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历史学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历史研究带来新契机，也带来新的严峻挑战。陈志武、林展认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量化历史和数字人文都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随着更多历史数据库的建立并对学界开放，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也随之增加，变得更为广泛。吴艺贝、李中清强调，以量化微观大数据为基础、以跨学科方法为支撑、以技术工具为赋能，推动史学研究从传统范式向数字驱动的新范式转型，为历史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实践指南。王涛认为，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历史文本不会代替历史学家。两者应该融合利用，发挥各自优势。赵思渊认为，人工智能无法获得亦无法生成人生体验，也不能代替人进行能动的实践，未来也许会演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自我意识或智慧文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发挥有组织科研突出优势，推出相关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中、英文版本正式出版，该书在全面还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面貌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贡献。王甫声指出，研究二战问题，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贯彻历史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导，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实践性和变化性出发，深刻揭示战争的发生根源，辨析二战的帝国主义战争本质及其历史演变，正确看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力量构成及其发展变化，全面把握战争后果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多重影响。相关研究还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第一，东方主战场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地位。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其战略贡献主要体现在牵制日军主力、支援盟国作战、提供战略资源及鼓舞全球反法西斯斗争四个方面，为二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胡德坤认为，中国开辟了世界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有力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作战。张生认为，承认、维护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弘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价值，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基本点。

　　第二，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地位的体现与意义。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欧阳淞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主要表现在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开辟敌后战场，坚持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铸就伟大抗战精神等层面上。夏春涛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的核心领导作用， 揭示其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关键所在，对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起到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徐志民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实施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始终引领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三，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关系。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历史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复兴的重要转折点。臧运祜结合近半个世纪中日关系的演变，阐释了中国人对于日本从师日、反日到抗日、抗战，中华民族从觉醒到复兴的历史进程。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王川认为，回顾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意义，重温伟大抗战精神，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民族自豪感、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高国荣认为，中国抗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枢纽，洗雪百年耻辱，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四，全球视野下抗战史研究的意义。把抗战放在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意味着把中国抗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来理解，这是树立全球视野下抗战史观的关键。王建朗认为，回顾二战时期国际阵营的分化组合，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的重大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美国学者安德鲁·N. 布坎南认为，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关系，应该把1931—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战争重新纳入“全球二战”叙事。

　　第五，符合历史实际的二战史叙事框架。徐蓝强调，中国战场从九一八事变即拉开二战序幕，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推动了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二战起点和性质的叙事重构。刘德斌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列强的世界主导地位，“西方的崛起”造成的不平衡状态正在成为过去，这或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一统”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

　　在几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第一，“大一统”观念和实践。徐卫民认为，秦代是中国真正实现“大一统”的时期，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良好基础。马新认为，秦汉时期的县为大一统王朝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国文明发展道路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中西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中西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形成鲜明对比，催生一些比较研究成果。邢来顺、钮思佳围绕欧洲为什么“统而不一、融而难合”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认为欧洲的分裂力量始终强于统一因素的状况，使欧洲文明始终无法形成像中华文明那种大一统局面。朱浒认为，在17世纪全球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和欧洲同时出现大规模的国家崩溃，也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逻辑，开启新一轮国家建构进程。清代中国通过重构“大一统”国家观，实现了多民族、大规模的国家统一。

　　第三，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智慧。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古代形成了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国家治理经验。鲁西奇认为，秦汉王朝在辽阔海疆掌握并行使其统治权，奠定了中国古代海疆及其治理体系的基本格局。张鹤泉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洛阳宫禁戍卫进行的重要改革使北魏宫禁制度展现出适应胡汉交融趋势的特征。

　　第四，边疆治理。乌云高娃、郑昊主张，广阔疆域与多民族融合局面给予世人对“大一统”的切实感知，南北士人充分认可元朝的一统局面。刘凤云提出，虽然清朝统治者为维护“满洲根本之地”的利益，将府州县官、通判等设为满缺，令五部侍郎监管奉天府府尹的事权，但是在诸种力量的作用下，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

　　第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刘国新指出，“一五”计划中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化成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因素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核，成为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雏形的重要因子。章舜粤等认为，新时代编制实施“五年规划”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互促进、内在统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和实践路径上具有高度契合性。

　　文明起源、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加强中华文明探源，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华文明认定标准，对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文明起源与文明认定标准。冯时认为，中华文明至少8000年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其以道德成人、知识立身与礼仪治世的“三要三本”，“三要”之中以道德体系为核心，形成于观象授时。韩建业认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应该包括承载文明的“综合文化实体”的起源、社会复杂化的开端、复杂精神观念的起源三个方面。从考古材料来看，亚欧非大陆的早期文明起源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两个阶段。

　　第二，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各地区文化的交流史。戴向明认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南北方农业迅速发展、传播，有农业经济的文化很快遍布北起辽河、南抵南岭—武夷山北麓连片的平原丘陵地带，到中期后段又扩散到西侧的黄土高原和两湖地区西侧的山地，初步形成网络状的中国早期农业文化的基本格局。施劲松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所形成的恒久的向心力、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多种开发和治理方式等关键因素，共同促成西南地区复杂多样的青铜文化走向一体。郑炳林、司豪强认为，西汉敦煌郡提供的物品运输、护送服务，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物品流通，持续推动中原与西域交往交流朝着更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认同。彭勇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四个层面共同性的研究，构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结构。石硕认为，古代“中国”一词的意涵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唯有从包括“夷狄”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视野进行考察，才能构建完整的“中国观”。张旭认为，战国中晚期，中原政权通过政治手段和通婚等方式推动不同人群间的融合，加速了农牧经济一体化，保障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四，中外文明互鉴的历史场景及其意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有助于超越文明优越论，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基础上构建人类共同未来。刘迎胜认为，现代汉语中的“大西洋”并非直接译自国际通行称谓the Atlantic Ocean，而是得名于“大西”。向荣认为，由于忽略文明交流互鉴，以往研究低估了罗马意大利农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事实上，近代罗马农业知识复兴，是欧洲农业进步和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催化剂。韩志斌认为，西亚北非沿线地区边城在丝路贸易的联结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形成了一条横贯亚非大陆的城市带，构成了现代中亚、西亚和北非城市带的雏形和丝路城市文明的起源。

　　新史料整理与研究阐释

　　新史料是驱动历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多学科知识方法和现代科技的综合运用，促使2025年的出土文献和碑刻资料整理研究的质效显著提升，取得丰硕成果。

　　第一，出土简牍、墓志、碑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研究与传播产生诸多阶段性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暨校释、英译系列成果发布，系统呈现了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发布，收录《善而》《哀诵》《申徒狄见周公》三篇文献。新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还有《岳书院藏秦简（壹—柒）·释文修订本》《悬泉汉简（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伍）·文字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文字编）》《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等。

　　第二，尕日塘秦刻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仝涛认为，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区域发现的秦代刻石为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提供了物证。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认定其为“尕日塘秦刻石”。卜宪群认为，“尕日塘秦刻石”再次扩展了关于秦统一后秦王朝活动范围的认识，为上古“昆仑”方位提供了新证据，对秦王朝与青藏高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等问题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海外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汪朝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化、国际化等有各种各样且不能忽视的关联，与这些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大量保存在海外，需要我们搜集整理，加以利用。宋佩玉认为，在西方国家的政府档案、军事记录、媒体报道以及个人收藏里，保存着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照片、纪录片、宣传画等影像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记录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观察与认知。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来的。

　　第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探讨新中国历史。宋月红指出，在加强新中国史学科建设上，特别需要围绕新中国国家学说、历史理论，着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与内涵，推动新中国通史及国别现代化比较研究，深化和拓展新中国史研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多维解读”，虞和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体系，并梳理了其形成过程的基本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武力运用唯物史观理论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外因素及其历史必然性，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新时代历史发展。周家彬认为，新时代十余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之间、党的十九大至党的二十大之间、党的二十大以来。董佳等以党代会报告为中心论述时间观，认为这种对“时间”系统完整且前后连贯的理论思维，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2025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徐焰指出，在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广大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装备的美军交战，这促使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大大加速，武器装备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也由此起步。侯松涛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始终，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战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聂文婷认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

　　2025年，历史学学科在学术研究、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方法革新及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等多个层面取得系列积极进展，成果丰硕，展现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深化实证研究、推动学科数字化转型与促进国际对话的鲜明态势。

　　第一，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著与数据库建设。在体系化通史著述方面，《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致力于构筑中国特色二战史叙事体系，力图整合多国档案与前沿成果，将二战起点追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学术观点，挑战了传统叙事，旨在弘扬正确史观、驳斥偏见，传递和平理念，体现了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话语的自觉努力。在专题研究与学术史总结方面，杜继东、吴敏超主编的《当代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1949—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系统回顾了新中国七十余年的抗战研究史，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学术史支撑。在基础史料建设方面，一批大型文献数据库与档案丛刊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史料根基。如《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铁证如山》等，全面收集、公布了多语种抗日战争档案文献。

　　第二，研究方法革新与数字人文建设。持续建设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截至2025年底，公开高清文献总量已达8000多万页，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公益共享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数据库。平台仍在不断增加新史料、新文献，极大便利了抗战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地权交易数据库”收录10余万件契约文书，包含土地买卖、典当、租佃等交易契约、账簿、租簿、诉讼文书等多种类型。2025年，地权交易数据库聚焦清代九江余氏家族文书连续40年的有效纳租记录，建立了土地使用权数据库，涵盖佃农租佃期限、纳租时间、历年纳欠租及地主减租数额，在此基础上得以推算履约能力和经营稳定性等指标。

　　第三，重要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围绕抗战胜利80周年，2025年6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9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京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汇聚国内外学者，深入研讨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发挥了历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8月，以“比较视域中的中华文明统一性”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学论坛在郑州大学举行，推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走向深入。9月，以“文明传承与历史道路”为主题的首届世界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外与会专家围绕文明多元模式、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12月，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沪召开，论坛持续促进全球性跨学科对话，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解。同月，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上海召开，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回顾与展望

　　2025年，中国历史学研究在持续推进学术创新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模式带来极大挑战，也为未来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25年，不少刊物围绕相关主题在历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进行了富有价值的讨论。不过总体而言，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积极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化，学术界的讨论并不多见，而且比较粗浅。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期待一般性、形式化、泛泛而谈的争论能少一些，而针对切实发挥人工智能解决具体领域重要历史问题的成果更多一些。

　　二是碎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随着考古发掘与档案公开持续推进，新材料大量涌现。这一方面推动了微观、个案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也导致研究议题日趋零散，“碎片化”现象凸显。不少成果陷入对局部细节的过度聚焦，缺乏问题意识与整体史观的统合，难以形成对长时段、大脉络的有效阐释，影响了历史叙事的内在凝聚力与解释力。

　　三是世界史研究格局仍不平衡。研究力量与成果高度集中于欧美等传统区域，对非洲、拉美及亚洲多数地区的历史关注仍显薄弱。这种区域失衡既限制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全球视野，也影响了对非西方文明发展路径、全球南方历史经验的深入理解，难以支撑起真正具有全球史意义的知识构建。

　　四是重大议题研究存在同质化倾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党史、国史等领域重大主题的研究，在视角、方法与结论上呈现较高重复性。不少成果习惯于在既定阐释框架内进行材料补充，缺乏理论、方法或视角的实质性突破，限制了相关讨论的深度与多样性，也影响了学术对话的活力。

　　五是学科壁垒阻碍交叉创新。断代史、专门史之间长期存在的学科边界意识，以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融通不足，制约了跨学科方法与理论的引入。这种壁垒使历史研究在应对复杂课题时往往显得方法单一，难以形成多维透视与创新解释。

　　总体来看，2025年的历史学研究一方面表明当前的中国史学正在进入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另一方面则表明它在这一过程中仍面临若干深层次困境。这些困境关乎中国史学能否在实证基础上形成具有主体性、整体性与对话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展望未来，中国史学需要继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发扬中国史学求真与致用辩证统一的优良传统，增强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推动历史学在深化专题研究、打破学科界限、融入公共对话、参与全球学术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从而真正构建起立足中国、观照世界的历史叙述与解释范式。

　　（执笔：晁天义、张云华、于世华、武雪彬、徐鑫、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