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殿在北宋时期正式成为谒陵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宋会要辑稿·礼三七》记载同知太常礼院林希言：“伏见陵宫奉祀牙床祭器等，祀毕，但置于献殿内暴露，日久易致腐剥。况诸陵宫门各有东西阙庭，请以东阙庭专藏牙床祭器，遇行礼毕即权藏”，点明了献殿位于陵（上）宫之中，供陵宫朝拜礼仪所用。宋代陵寝祭祀分为上宫和下宫两个场所，“凡上宫用牲牢、册祝，有司奉事；下宫备膳羞，内臣执事，用家人礼，百官皆陪位”，说明上宫祭祀是实施国礼的环节，强调王朝的正统性与稳定性，下宫祭祀是体现家礼的表现，突出皇室血缘传承的合法性。献殿是中国古代陵寝内涵深化的显著标志，在制度传承与流变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古代帝陵“献殿”的渊源

　　从本质上看，献殿是作为国礼的陵（墓）祭场所。墓祭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礼记·檀弓下》载：“既反哭，主人与有司视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但先秦的墓祭对象并非墓主人，而是土地神。《周礼·春官·宗伯》载：“既葬，诏相丧祭之礼。成葬而祭墓，为位。”郑玄注：“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盖不一而毕。位，坛位也。先祖形体托于此地，祀其神以安之。”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墓祭遗存主要为祭祀坑。鉴于“适墓不登垄”的礼法，殷墟妇好墓乃至战国诸王陵所发现的墓上建筑，应属于墓上标识的性质，不能视为祭祀建筑。先秦时期对先祖的祭祀礼仪主要位于祖庙中，从下葬后的虞祭开始，即“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

　　秦始皇陵开创了陵旁祭祀的制度先河，标志着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形成。蔡邕《独断》言：“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西汉时期增设陵庙与便殿，充实了陵寝祭祀的内容，即“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其中寝殿和陵庙最为重要，二者祭祀方式和目的内容有所不同，寝殿为日常祭祀的场所；陵庙祭祀属于庙祭的一类，但西汉的重要活动集中于都城的高祖庙内，包括帝后废立、饮酎之礼等，陵庙的地位并不突出。东汉明帝确立上陵礼，国家最为庄重的“元会仪”在光武帝原陵中举行，“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八月，饮酌礼亦如之”，陵祭活动被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韩国河结合东汉帝陵的考古发现，认为上陵礼是在封土东侧的石殿内进行，而石殿是西汉陵庙的变体，寝殿位于外陵园，延续“日上四食”的功能。自此确立了“庙”“寝”分离的祭祀模式，石殿具有强化君权、稳定王朝的意义，展示出国之大礼的内涵，成为“献殿”的主要渊源；寝殿起到维持皇室血统的作用，根据《古今注》所载，殇帝康陵和质帝静陵无石殿，“因寝殿为庙”。

　　魏晋时期推行薄葬，废除祭陵制度，魏文帝曹丕认为“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谒陵活动直到南北朝时期得以恢复，刘宋政权“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北魏孝文帝推行太和改制以求中华正统，冯太后永固陵显著地表现出这一政治诉求，陵南设永固石室，室外屏风“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孝文帝每临大事频繁“谒永固陵”，说明北魏谒陵是实施汉制的重要内容，永固石室仿自东汉帝陵的石殿。

　　唐代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繁荣阶段。唐陵祭祀场所分为寝宫和陵宫两部分，寝宫是对汉代寝殿的延续和变体，陵宫祭祀是东汉上陵礼的继承与发展，二者成为宋代上、下宫制度的直接来源。《唐会要》“亲谒陵”记载了唐太宗祭祀献陵的流程，“太宗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唐代陵宫内并未建设“献殿”，《大唐开元礼》以“太常卿前导皇帝至位立”模糊表示了陵宫拜祭地点，为宋陵献殿的形成奠定制度基础。唐代陵宫和寝宫之祭的参与人员并未有较大区别，既包含“七庙子孙及诸侯”，亦有“百僚、番夷君长”，说明二者均以国礼形式举行，皇室家礼融于其中。

　　“献殿”规制的影响与流变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实施于“献殿”的礼仪活动在唐陵中已有明确体现，但并未在陵园建制中得以实施。唐代以后，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制度整合，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等政权在礼制文化上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辽、金和西夏等三朝的陵寝特征虽各具特色，但在祭祀设施方面同中原王朝保持了强烈的一致性。《辽史》记载祖陵的基本情况，“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欧阳修认为“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董新林结合辽祖陵膳堂的位置和功能，提出膳堂是日常祭祀的献殿之所。金陵在上京时便有陵祭之制，陵所设有“献殿”类的建筑，《金史》载：“太祖葬上京宫城之西南，建宁神殿于陵上，以时荐享。”迁都燕京后陵祭活动更为频繁，仿中原之制实施寒食、朔望谒陵礼仪，北京房山金陵经过清代多次修缮乃至重建，使原先金代祭祀建筑叠压于清代享堂之下，需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西夏陵的献殿位置与巩义宋陵相似，明清时期地方志普遍认为“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其中献殿便是重要的明证之一。

　　宋室南迁后承袭祖宗旧制，陵园设置上、下宫，但在陵寝设施方面大为减省，“以俟异日迁奉”，上宫无乳台、神道石刻、阙庭和陵台等，中轴线主体建筑由外往里依次为照棂星门、殿门、献殿、龟头殿、皇堂石藏子，献殿的功能进一步凸显，绍兴宋六陵一号陵园的发掘揭示出献殿与龟头殿相接，四面有墙体，成为固定的封闭式祭祀场所。

　　明孝陵一改唐宋以来的形制特征，开创了新的布局模式，陵园整体由南向北逐级递进，同时取消下宫，祭祀建筑唯有献殿一处。刘毅认为，孝陵献殿完全模仿皇宫正殿格局，地位比封土更加突出，呈现出“前朝后寝”的布局内涵。北京长陵沿袭孝陵制度，嘉靖十七年，明世宗易“享（献）殿”为“祾恩殿”，“祾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取罔极之恩意”。清承明制，皇陵之祭皆设于献殿之中，自入关后便更名为“隆恩殿”，乾隆八年（1743）将皇帝谒陵礼仪等同太庙亲祭之礼，从法理上确立山陵与宗庙等尊的地位。

　　献殿的历史价值

　　献殿的形成与流变过程是古代王朝祭陵传统持续演进的见证，也是国家礼教化发展的重要表征。陵前祭祀自秦始皇陵开始，便具有维护帝权和王朝正统的作用。自东汉时期开始，皇帝通过带领皇室成员、群臣百官、外国使节开展对先祖陵寝的拜祭，在法理上宣示了皇位的正统性。唐宋时期献殿功能得以确立，明清时期将这种历史趋势发展至高峰，以祾（隆）恩殿、五供台和方城明楼构成陵前祭祀的中轴，从布局形态打造出皇帝的权威性。此外，汉高祖开启了对前代帝陵的祭祀传统，意在体现自身王朝的合法性。北宋建构出历代王朝正统论，择要对前代帝陵进行立碑。明清时期将这种文化传统推向新的高度，明太祖对历代贤明帝王“亲制祝文遣之”“无庙者设坛以祭”，起到与历代帝王庙异曲同工的作用。后世王朝对前代帝陵所设之“坛”通常位于陵的正南部，可视为“献殿”的“变体”，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华礼仪制度的传承与发展。

　　古代天子的丧祭流程自周代延续至清代而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历代王朝通过陵前祭祀进行教化宣扬，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其根本动因在于儒家忠孝思想自汉代以来便深入人心。《孝经》认为，天子之孝“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形于四海”，而以献殿为代表的祭祀建筑是天子向万民展示忠孝思想的重要场所，从而使国家礼教得以连续性发展。献殿的原型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陵庙，东汉帝陵的石殿开始成为国之大礼的场所。随着南北朝谒陵活动的复苏，神道石刻的设置增添了陵前祭祀的庄重性，唐代拜陵礼仪将这一过程逐渐制度化，至北宋时期建构起“家国一体”的陵寝观念，至明清时期取消下宫，献殿更名为祾（隆）恩殿，并成为陵祭的唯一场所。

　　（作者系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