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自20世纪初零星发现一些遗存，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考古研究历史。1954年，尹达提出“红山文化”正式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之后，70多年来，几代学者围绕红山文化的时空格局、谱系框架、生业经济、社会结构、渊源流向等做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21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2021—2025年）考古工作方案》后，考古学者在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等地相继开展大量的田野考古和科学研究工作，基本廓清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丰富了红山文化的文化内涵，深化了对红山文化的基本认识。通过考古学为主导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产出一批研究成果，使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更加多元、更加立体。

　　围绕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议，大部分学者从红山文化存续时空范围内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植物遗存、动物遗存、人类骨骼等自然科学研究角度以及遗物类型、遗迹特点尤其是生产工具等考古学本体研究角度出发，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所发展，在当时社会中占有一定比重，但渔猎经济、采集经济等攫取性经济依然发达，属于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复杂社会。也有部分学者从单一的遗址或单一类遗物角度出发，结合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大胆认为红山文化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

　　我们从考古学材料出发，深刻反思红山文化发现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命名7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对目前红山文化生业经济的研究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红山文化的命名有没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红山文化集中分布在以西拉沐伦河流域、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与河北省北部一带，上限时间可能和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富河文化等有所交集，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后，下限基本在距今5000年前后，个别遗存年代可能会晚到距今4800年前后。这样一个时间长、地域广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不同的地域类型与发展阶段，早期与晚期的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结合遗存性质的差异，单一的考古学文化已经不能完全涵盖以上差异性。而新近在河北郑家沟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末期”考古学遗存，虽可见红山文化因素，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小河沿文化因素，甚至还有更为复杂的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因素，也不宜直接归入红山文化中考察，可以按照一个地方类型，甚至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加以认识。

　　第二，红山文化时期的气候环境证据是否充分。生业经济研究一般会涉及对气候环境变迁的讨论，目前我们对红山文化气候环境背景的研究还不成体系。多个研究团队也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外采集过环境考古样本，但是，地貌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研究结果都相对宏观，其与在地层学、类型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精确的年代框架和日益精细化的测年数据匹配性解释相比还存在很大局限性。同时，地理环境的研究除了解释相关地层堆积中涉及的地质事件之外，也更多地依靠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的相关资料来推测相关动植物生存的古代景观，以此来补充、复原古代环境。这与动植物考古材料支撑的生业经济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循环论证的可能，未来还有待搜集更为充分的证据，进一步拓宽环境考古的研究思路。

　　第三，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坚持红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命名，那么在如此宽广的时空范围内，如何看待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形态存在的一些地域性或阶段性差异。围绕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早期阶段植物遗存考古研究结果显示，红山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较低，而围绕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的人骨研究，则显示该阶段先民有着稳定和丰富的动物性蛋白摄入，粟、黍类等农作物可能已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因此，动物和植物的考古证据都为我们研究红山文化生业经济形态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们也应该动态地把握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方式，更重视全域性、全阶段的证据，避免盲人摸象。例如，朱永刚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考古学文化面貌等，提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五种经济类型的观点，给我们以很大启发。同时，对于石锄、石铲以及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注意“一器多用”现象，避免得出绝对性结论。

　　第四，如何看待生业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长期以来，受农业为本思想的影响，很多学者将社会结构的优劣与生业经济紧密关联。诚然，农业经济相对稳定，定居程度普遍较高，在此基础上文明社会的孕育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放眼全球，与农业经济不同的渔猎经济、游牧经济等也都有各自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维持这个社会稳定与进步的文明体系，各种形态的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组成了多姿多彩的古代社会与当今世界，这应该也是考古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和大家逐渐形成的共识。农业经济支撑的社会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渔猎采集经济支撑的社会也有进步性与和谐性，游牧经济社会也体现出人地关系的良性互动与长久平衡。不同的生业经济可能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如果能促进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们就应该积极评价，平等看待。红山文化的生业经济形态对红山文化的文明化进程以及社会复杂化程度不存在绝对影响，至少不是唯一影响因素。

　　第五，红山文化也是用玉器表达的文明社会。张忠培曾经长期关注良渚文化，并提出“良渚是用玉器表达的文明社会”的观点。红山文化尤其是在红山文化中晚期阶段，也出土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的制作与使用，除了体现先民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外，也给学者研究其精神世界留出丰富的想象空间。如果玦形玉龙等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玉器代表墓主人特殊的身份，而斧钺类遗物也有从生产工具到军事指挥权象征意义的变化，那么我们也可以完全相信，红山文化晚期阶段逐渐形成了拥有“神权”“军权”等特殊身份人群，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王权”作为社会最高管理权的政治模式。因此可以说，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已进入文明社会，并成为古国的第一阶段。可见，红山文化的文明化进程主要体现在特殊身份人群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应该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反思其与红山文化生业经济的关系等相关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古代文明交流视野下的农业起源与传播研究”（25&ZD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