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学始终以探索解决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方案为己任。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中，诸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社会学家，关于社区、文化、乡土中国以及家庭宗族等研究，展现了以小问题观照整体社会的理论关怀。这种以整体取向为理论关怀的社会学话语建构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费孝通提出的中西社会比较的团体格局/差序格局，至今仍是中国社会学具有普遍影响力和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可以说，早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系列探索，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中整体取向的重要脉络。

　　当前，社会学作为一门具有综合性取向的学科面临一个共识性的挑战：学术话语高度碎片化，有待形成有效解释中国社会变迁脉络、机制的整体取向的理论体系。这种局面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学受美国式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有关。具体来说，美国社会学在确立学科认同的本土化过程中注重研究社会特定子领域（如城市、社区、种族、性别、权力、家庭、职业等）的具体问题，而非针对整体社会提出理论分析，其经验研究方法的兴起与对本土问题（如种族、性别等）的关注关联在一起，在方法上呈现出以定量分析为主流的特征。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曾出现美国化的趋势，即注重运用统计学知识和量化方法，以实现社会学的科学性。社会学的学科分化和专业化导致不同子领域研究在理论上的凝练程度不够，提出的诸概念大多以描述性为主，且缺乏系统性联系。此外，诸分支社会学大多固守各自专业领域的社会事实，只关注研究整体的一部分而忽视对整体社会本身的观照。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理论碎片化导致社会学理论面临一种整体性消弭的危机。

　　然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取向的综合性学科并不只是对某一社会事实的机制解释，也要对不同机制解释进行综述和一般化。换言之，社会学并非诸分支学科组合或叠加的宽泛标签，它探索不同领域的社会规律，旨在提供关于自成一体的社会的整体想象。因此，在整体性式微的情境下，有必要在理论建构中对诸分支学科进行反思和重塑，以明确的整体理论意识观察不同学科之间现象的关联性，从而提供整体社会的综合想象。

　　从各分支领域的经验研究转向整体社会学理论建构，德国社会学本土化实践中的社会学启蒙方案提供了一个他山之石的镜鉴。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学面临着去美国化与建构整体社会理论体系的双重任务。通过建构整体社会理论体系的方式，德国社会学不仅实现了去美国化的目标，而且在世界社会学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生产者角色。

　　在阿多诺、达伦多夫及哈贝马斯等众多理论家中，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整体理论建构方案。在1967年的就职演讲中，卢曼构想了一种“社会学启蒙”方案，并以此为核心重构了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社会学启蒙》（六卷本）系列著作中，卢曼认为，社会学在实践应用和理论整合方面，面临一个开放且极为不确定的未来，即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都缺乏成为持久知识的确定性。为此，他继承了旧欧洲的传统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系统，即一个包括其他功能子系统（如法律、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家庭等）的全面社会系统。在这种视角下，社会学的任务突破了经典社会学曾试图确立作为“社会事实”科学的地位的局限。社会学启蒙在方法论上要求最大限度地挖掘不同系统范畴的抽象可能性，将系统比较扩展至不同类型的系统，并尽可能为一般层面的理论建构提供社会分析中获得的知识，让其进行综合与评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不仅不应放弃理论的普遍性主张，而且要提供一种关于整体社会的理论想象。

　　卢曼试图通过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实现对自成一体的社会的观察与描述，从而提供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在他看来，实证经验研究导致的理论危机在于：一个整体而言的经验研究增加了我们的知识，但无法引领我们建立一个对专业学科而言具有统一能力的理论。为此，他强调非一致性视角的社会学启蒙方案应以“社会系统”的思维为起点，对诸功能子系统展开整体取向的理论建构。这一方案一方面要求社会理论具备跨学科联系以及解析社会其他功能领域反思理论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求避免囿于社会学的经典文献，而是对社会学诸分支学科以及相近学科（控制论、信息论等）的研究成果保持敏感性和开放性，以此来获得观察社会的非一致性视角，并提出社会学关于观察和描述现代社会的理论主张。例如，在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考察中，他认为这两个系统具有各自的运作逻辑，即政治系统以有权/无权的二元符码展开自身的运作，将环境中（诸系统）的事件纳入自身再生产之中。相反，法律系统则以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码不断再生产维持自身运作的事件。二者之间保持自主性运作，同时又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对彼此的事件保持敏感，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通过“宪法”的方式耦合，并彼此产生影响。简言之，社会学启蒙的理论抱负不仅是关于实践相关性的反思，而且是关于一个全面的社会系统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德国社会学家鲁道夫·施蒂希韦（Rudolf Stichweh）和安德烈·基泽林（André Kieserling）等在理论方法和研究主题上延续并发展了卢曼的社会学启蒙方案。其中，施蒂希韦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强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世界社会，即一个涵盖所有功能系统（如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的全球性结构，正在取代传统的国家社会。这一理论在教育全球化、跨国科学合作网络、国际组织的制度化等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英国、美国以及拉美地区对卢曼的系列研究，推动了社会系统理论在跨文化比较中的深入。这些都表明了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启蒙方案在全球范围的持续影响。

　　在中国，面对社会学理论中整体性的式微，如何建构一种整体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向世界社会学界展示具有思想性而非工具性的社会学理论，关乎我们能否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被动依附的现状。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经验和新信息提供了重要契机，问题在于：所形成的理论概念与命题如何形成一种具有综合性和反思性的社会学启蒙方案，即如何从子领域的问题意识观照整体中国社会。面对这个问题，在学科史层面，需要重新挖掘和反思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不同传统，以及早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对舶来的理论与方法的本土调适对近代中国社会学精神气质的塑造，以此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理论整体取向建构的赓续文脉。在方法论层面，需要推动一种基于“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处境与困惑的价值与意义反思，以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建构综合取向，将不同学科中经验研究的基本议题纳入学科的学术脉络中进行对话。例如，把当下社会科学对算法逻辑的方法论反思纳入19世纪社会学诞生之初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反思脉络中，以此凸显当下涌现的时代特征对方法论反思的需求。在此意义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不应止步于提供独立性、描述性概念，更要注重建构奠基于中国经验的观察和描述整体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以提供一种中国式的社会学启蒙方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