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月8日，主题为“历史上的中日关系与东亚秩序”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学科融合研讨第七期在京举行。
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认为，日本文明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东亚文明的一部分。日本农耕社会的出现是东亚大陆农耕文明外溢的结果。19世纪的日本在亚洲国家中最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但日本的近代化很快走向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侵略扩张的错误道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868—1911年是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阶段，1912—1930年是日本亚太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1931—1945年是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阶段。近代日本亚太政策是以侵华的大陆政策为主体，其实质是殖民主义统治；从政策实施的手段上看，是以不断的武力征伐与战争为主。其最终目标是在与欧美列强的竞争中，建立以日本为首的亚太国际“新”秩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皓认为，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狂妄吞并中国的步伐，华北事变承上启下，七七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发展。为扩大侵略战争，日本竭力构建战时体制：一方面，以四相会议、五相会议为核心内阁，设置大本营；另一方面，在大本营和政府之间设置联席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组织和实施侵华战争。日本虽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其国力无法支撑这场侵略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而无论日本构建何种战时体制、投入多少兵力，其失败皆为必然。
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跃斌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获得了有利的国内外条件，也逐渐发展出相应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思想意识被继承，其行为习惯、思维模式被推崇。中日关系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时代背景下，只可能走向对抗。未来的东亚格局只有在清理日本军国主义遗毒的前提下，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获得健康发展空间。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提出，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2年之前的民间交流时期、1972年之后邦交正常化及双边关系顺利发展时期、新世纪后的双边关系不稳定时期。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国际局势也随之变化。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出现更加不稳定状态，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祥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是日本“新军国主义”逆时代潮流躁动的具体表现，是日本极右翼势力长期在涉台问题、勾联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立场与言行的集中暴露。高市在发表谬论之后不仅不反思问题，反而通过宣传战、外交战将台湾问题说成“中国威胁论”，并采取了转移矛盾、蒙混狡辩、摇人壮胆、耍狠拼横、强行脱钩的伎俩。中国必须坚决痛击日本“新军国主义”，捍卫中国主权与和平。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徐志民主持研讨交流。研讨会围绕从古至今的中日关系展开系统讨论，立足当下、回顾历史、回应现实、关切未来，多角度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中日关系中的核心议题及未来中日关系走向。与会学者纷纷表示，中日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历史记忆和民生福祉，而且与东亚格局乃至全球局势息息相关。和平是东亚人民共同的期盼，只有肃清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才能保障东亚持久和平。
（中国历史研究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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