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次医学审判——纽伦堡医学审判和伯力审判，既有各自独特的历史贡献，还兼具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次医学审判有助于促使人类社会关注、研究和反思战时医学犯罪，逐步固化二战医学犯罪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国际医学界的历史认识和伦理反思，亦有助于推动未来医学沿着人道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行，警示世人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纽伦堡审判

　　追究德国战时医学犯罪

　　1938—1945年，德国纳粹医生在奥斯威辛、达豪等集中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优生学实验、遗传学实验、绝育实验、海水实验等数十种非法医学实验，导致不计其数的“受试者”死亡。在纽伦堡审判的“医学案件”中，23名德国纳粹医生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根据纽伦堡法庭1947年8月的判决，16名医生分别被判处死刑、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医学犯罪的公开审判，广为人知的《纽伦堡法典》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和不断进步，《纽伦堡法典》规定的“可获准的医学实验”也逐步更新换代。实际上，德国纳粹医生大规模的医学犯罪既关乎过去的“黑暗历史”，又在纽伦堡医学审判之后，深刻影响着国际医学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当代社会特别是医学界的历史认知。在1947年《纽伦堡法典》的基础上，1964年芬兰第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指导医务卫生工作者从事包括以人作为试验者的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建议》，即《赫尔辛基宣言》。另外，1975年、1983年、1989年、1996年、2000年世界医学大会先后补充和修订了《赫尔辛基宣言》，最终确定了开展人体实验的32条基本原则，其关于“人体实验”的规定则更为精细和具体，重申了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必须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毋庸置疑，纽伦堡医学审判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对医学犯罪案件展开的军事审判，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意义及广泛的医学影响。正是因为纽伦堡法庭将《可获准的医学实验》纳入判决书，成为指控德国纳粹医生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主要参考，触发并逐步改变了国际上此前的医学伦理原则。《纽伦堡法典》作为纽伦堡医学审判界定的“道德的、伦理的和法律的基本概念”，在国际医学发展史上最终演变成现代人体实验伦理学的基石。德国在战后对医学犯罪的反思也固化了《纽伦堡法典》在医学伦理原则中的独有地位。

　　正是纽伦堡法庭对纳粹医生的追责，德国医学界对纳粹医学犯罪不断展开伦理反思，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医学伦理学才开始逐步确立。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国际医学界吸取了德国纳粹医学犯罪的历史教训，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医学伦理的“战后秩序”。

　　伯力审判

　　追究日本战时医学犯罪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军事法庭审判了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隆笃、佐藤俊二和川岛清等12名日本战犯，即伯力审判。伯力审判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细菌战犯罪进行的公开审判，向外界揭示了战时日本的医学犯罪，通过法律制裁了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在国际社会产生持续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伯力审判期间的被告证词、证人证词和文件证据，如法庭上首次出现的特别移送、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史证，有助于系统揭示战时日本的医学犯罪和战争责任。特别是细菌战计划的主导者和亲历者走向审判席，使得伯力审判在调查、取证、审理和追责方面的重要价值得以彰显。战犯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八六〇四部队和一六四四部队部队长佐藤俊二、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等，在法庭上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准备和实施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犯罪事实，以及法庭上首次出具的军方命令、往来文件等核心证据，日本细菌战部队的“隐秘事项”由此得以昭示天下。

　　可以说，伯力审判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揭示了七三一部队的设立原因、组织构成、非法人体实验、细菌战研究以及宁波细菌战、常德细菌战、衢州细菌战等犯罪事实，由此澄清了部分历史真相并彰显了公平正义。一方面，在冷战格局形成前后，伯力审判有力回击了美国在东京审判法庭上对七三一部队医学犯罪的遮蔽，彰显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另一方面，伯力审判首次公开的大量证据，成为学术界和媒体记录战时日本医学犯罪的起点，这为后来的史证挖掘、旧址保护、陈列布展、宣传教育奠定了事实基础。如伯力审判中出现的特别移送证据，为后续特别移送档案的调查、受害者家属的追踪及社会记忆的形成创造了契机。

　　警惕遮蔽和漠视战时医学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医学与军事交叉渗透”的战时环境下，战时日本和德国分别在东西方进行了大规模反人类、反文明、反伦理的医学犯罪，对中国人、苏联人、美国人、犹太人、朝鲜人等犯下了生物感染、化学实验、活体解剖、绝育实验等骇人听闻的医学暴行，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悲惨的一页。时至今日，如何回顾、反思和书写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医学与伦理、冲突与和解等重大问题，早已沉重地摆在东西方学者的面前。

　　不容忽视的是，两次医学审判的当代价值仍然值得重视。战后审判虽然追究了医学犯罪组织者、参与者、关联者的战争责任，然而，由于日本长期无视、漠视乃至否认医学犯罪的历史，一贯采取不反省、不回应和不面对的消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影响了日本、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历史认知。不得不提的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医学界对医学犯罪的历史记忆，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次医学审判，虽然在冷战环境下多有波折，历史真相也经历了隐匿、发现、中断、唤醒、论争、忘却和再发现的复杂过程，但两次医学审判的当代价值亦由此凸显。

　　一方面，战后军事法庭在揭示医学犯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两次医学审判追究医学犯罪涉案者的战争责任，厘清了战时医学实验和细菌战的本质特征，这在战争审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记录，为后世铭记历史、吸取教训、反对战争、倡导和平创造了新的契机。

　　另一方面，战后两次医学审判给国际医学界、历史学界、教育学界带来深远影响。纽伦堡医学审判追究了德国纳粹医生的战争责任，伯力审判追究了日本军医的战争责任，但德日国家层面存在不同的历史认知，影响了医学界的社会认知、价值判断和行为实践。因此，这必将成为当代社会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医学界的历史认识、教育学界的历史叙事、历史学界的历史书写，以及贯穿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是无法绕开的现代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跨学科视域下细菌战罪行研究”（21KZD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