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面棱镜，折射出城镇化、老龄化与家庭结构的互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比城镇高7.99个百分点。当前，随着农村青壮年不断外出求学、打工，农村家庭的结构越来越小，村里的留守老人也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重点向农村覆盖、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农村养老需求已从过去的生存需求转向品质需求，形成了包括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健康维护等在内多维融合的需求体系。对此，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已无法独自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必须加快构建起涵盖家庭、个人与社会协作的多维养老共同体，通过彼此间合理的责任分配与风险共担，真正让农村老人过上有温度的幸福晚年。

　　农村养老难在哪

　　笔者在泰安农村调研发现，老人们很少主动提及养老问题，但这背后面临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自我养老难以维系、社会支持网络薄弱等难题，共同形成了当下农村养老的困局。

　　第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儿女选择“线上”尽孝。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城乡流动，许多老人主动或被动地留在农村“守家”。“孩子们经常来电话，缺什么就给家里买，都挺孝顺的”，走访中老人们时常提及。这背后既有对孩子们在外打拼的体谅，也有老人们掩盖不住儿女不在身边的现实。过去的农村，几代人同住一院，四世同堂被视为家族兴盛的荣光。现在，老人们在农村守着老屋，把“孩子在外不容易，别给他们添乱”内化为对子女最深沉的爱。

　　访谈中笔者跟张阿姨的女儿了解到，她曾多次尝试将老人接到身边生活，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一是老人在城市生活不习惯，二是自己因工作家庭原因也无法长时间陪伴老人。事实上，从农村走出去的她们，在城市里正背负着房贷、教育、职场晋升等“无形大山”。当“996”工作制成为职场常态，当孩子的课外辅导与升学压力填满所有闲暇，传统的“在身边赡养”模式正逐渐变得遥不可及。老人回村、子女“线上”尽孝反而成了最优解。这并非亲情的疏远，而是年轻人的一种现实选择，也是这个时代留给两代人共同的、略带无奈的答案。

　　第二，自我养老难以维系，隐性支出成为“自力更生”的绊脚石。当前，农村子女对老人的支持大多让位于对后代的教育培养，而对于这点老人们似乎也是普遍接受的。这样一来，老人自己养活自己便成为一个更加现实的选择。调研发现，农村老人的自养多以“以地自养”“以工自养”以及“储蓄自养”等形式出现，但其中许多自养老人仅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尤其在农村，老人们往往还要面临很多隐性支出项。例如，熟人社会婚丧嫁娶的人情支出、孙子孙女的隔代抚养支出等。这就使得任何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额外支出都会超出老人预算，并迅速转化为养老经济压力与心理负担。当微薄收入被各种生活隐性支出不断稀释，“安享晚年”对许多农村老人来说，依然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第三，社会支持网络薄弱，公共服务跨不进自家门口。当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双双承压时，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要发挥托底作用，但现实中很多农村地区却遭遇“最后一公里”的衔接难题。一方面，多地建设的日间照料中心因没有稳定的运营经费以及缺乏专业人员导致实际服务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专业的医养服务难以进村入户，尤其是村卫生室大多只能开展测血压、开常用药等简单的基础诊疗，缺乏长期看护、康复指导等专业服务能力。调研发现，许多村子里，活动室、助餐点、日间照料中心一应俱全，但能长期持续运营的却很少。这背后凸显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深层困境：重视环境搭建与硬件投入，却忽视了后续的运营保障；政策强调医养结合，却缺乏专业人员下沉农村。

　　打造多元主体

　　共担、共建的养老共同体

　　如今，农村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悄然转变：老人们依然以儿女间的血缘亲情为精神内核，但不再将养老完全寄托于子女的赡养；子女们心怀孝心，却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快节奏的当下难以带着孝心回到农村、回到父母身边。农村养老的未来更有可能以一种多元融合的体系化形式呈现：家庭提供精神慰藉与主要资金支持，村子搭建老年服务网络与养老互助平台，政府则负责养老保障托底与专业服务支持，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分工明确、风险共担的养老共同体。

　　第一，重塑子女养老，让远方的孝见得到摸得着。子女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的情感底色，只是从过去的守在身边转为跨地域，从单向付出转为双向努力，并最终达到一种相互接受的平衡：平日以线上联络、监督为主，特殊节点需在场。对子女而言，与其空谈“常回家看看”，不如把能做、要做、何时做，落到清清楚楚的规划里。例如，每周哪几天视频、每月几号缴纳水电燃气费以及生活用品补充。此外，可在家族或村内确定一位可信赖的照料代理人，负责陪诊、代买、紧急时刻到场等，相关费用由子女结算。这样一来，不必强求子女回到村里，却能让孝养回到日常，让老人感到有人惦记、有人可靠、关键时刻有人在场。

　　在子女尽孝方面，村干部可以通过村规民约、文明家庭评选、“孝心榜”等制度化设计，把定期探视、经济支持与情感联络等孝行转化为具体规范。在我们调研的岔河村，该村多年前便开展“好婆婆”“好孝星”“五好家庭”等7项荣誉的评选与表彰，树立孝老敬亲的典型，如今养老敬老不仅是村里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成为大家心之所向共同努力的事情。

　　第二，强化村集体作用，做到“在村里就是在自己家里”。可以把工作重点放在做大做强村级平台上，打造更加适配、更加可持续的综合服务网。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将助餐、助洁、文娱、体检等各项基础服务功能嵌入其中，打造“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站点。针对农村熟人社会特点，村委会应牵头组织并推广“时间银行”“邻里互助”等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健康老人、留守妇女等为高龄或半失能老人提供助餐、陪诊、院落打扫等服务。在调研的北王庄村，老人们通过村委会组织协调形成互助养老“对子”，熟人之间通过结对互助养老。对于互助养老中的低龄老人，当地政府则通过发放代金券、送积分进行激励。例如，对于送餐、做饭、打扫卫生等积2分，10分就能换一袋洗衣粉。村子里的“老面孔”，得以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以老助老”，并能够在老人角色转换时实现代际接力。

　　第三，推进服务扎根乡土，打通政策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老人们期盼的不是“政策再多一点”，而是“政策再近一点”。应该思考如何让现有政策在农村生根发芽、让社会服务真正惠及农村老人身上。例如，乡镇卫生院可与村级站点进行紧密合作，通过定期开展巡诊、随访并对村民培训等方式，补齐专业照护的人力短板，真正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同时，针对农村失能半失能人群照护不力的问题要重点解决。调研中发现，一旦农村家庭出现老人失能，便会导致矛盾频发。对于这部分特困老人，政府应尝试采取集中供养的方式，做到愿进全进、应养尽养，这样既能给予老人更好的照料，又能帮助家庭成员减轻负担。

　　此外，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后的倚仗，如何在不损害老人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将土地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养老资产，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例如，把土地交由合作社或企业代耕代种代收，签订合同明确给予老人的最低租金和收益分成。对于农村闲置的房屋，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探索宅基地的有偿退出及转化，以增加老人的财产性收入。这样一来，过去的“以地自养”就不再局限在老人自己下地干活，还能变成持续稳定的可靠收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