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史学”以“形”（实物）与“象”（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举凡传世或出土的石刻、陶塑、雕砖、绘画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以及文化史迹均可囊括在内，同时也强调“结合传世文献整体考察历史”。中国传统礼学蕴含的丰富文献、图像及传世和考古发现的礼器、礼仪建筑等实物材料都可以借助形象史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与阐释。

　　中国礼学的“形象”传统

　　礼仪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学习、展演、传承、研究均离不开礼器、礼容、礼仪空间等“形”与“象”。孔子少时，“常陈俎豆，设礼容”，俎豆是“形”，礼容便是“象”。孔子适周问礼，看到诸多礼仪建筑上所绘的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周公相成王之图和三缄其口的金人及其背后的铭文，慨言“此周之所以盛也”。孔子对这些“形象”已不是简单的观看，而是上升到阅读以至更高的层面。400年后，司马迁造访鲁国，孔子庙堂中仍然陈列着众多“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而鲁地这些习礼的儒生从前也是叔孙通制礼的重要参与者。可见，礼仪的赓续与阐释均需借助“观”“习”等实践途径，也离不开文字之外的实物和图像。

　　后世礼家治礼往往强调礼图的绘制。清代学者陈澧总结《仪礼》的读法主要有三：分节、绘图与释例；皮锡瑞也有类似说法，强调“尤重在绘图”。纳兰性德认为礼书繁博，古今礼殊，学者治礼“必为图以象之”。《隋书·经籍志》著录《三礼图》9卷，并谓“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可见汉代已有礼图的撰作。据统计，历代编撰的礼图著作有近300种，包括礼器图、礼仪图等类型。但礼书所载本有缺漏，礼图据书作图，便不能不掺以后人的想象，东汉阮谌《三礼图》已“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南宋陈伯广亦批评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未必尽如古昔”。部分后儒想象、构拟的礼图，已被考古实物证伪。

　　礼、图、物多重互证

　　礼仪的形象特征及中国礼学的形象传统要求礼学研究综合礼仪文献、礼图著述、实物材料进行多重互证。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同时也注重“形象”材料的使用。他所绘礼图兼有礼器图与仪节图，如其讲授《尚书·顾命》《仪礼·士冠礼》时，不但绘制出具体的礼仪空间，还用线条、箭头标识出行礼者的方位与路线。但因时代限制，无法与考古实物参证。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所绘明堂、宗庙、大寝、燕寝诸图均为南北、东西相对的“亞”字形结构，但在先秦考古中，并未发现这种宫室建筑。1999年、2000年发现的陕西扶风云塘F1和齐镇F4西周建筑基址表明，周代宫室、寝庙等的空间结构与文献记载的“前堂后室”及朝、寝、庙同制的说法基本契合。

　　礼仪空间的“扭曲”必然会导致对相关礼仪问题的误解。王国维注意到，在其所构建的礼仪空间中举行册命礼，君臣位置相隔悬远，并有室墙及廷碑阻隔，导致君臣之间“面不得相觌，语不得相闻”，他断定这“决非天子命臣之意”。故而王国维认为“臣下所立之中廷”必是“太室之廷”，而非堂前之廷，此说与《仪礼·觐礼》等文献记载的礼仪空间结构差异较大。就考古发现的相关实物来看，王国维之说难以成立。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建筑基址南门前4米处发现的“影壁”长4.8米、厚1.2米。《礼记·曲礼下》记载朝礼时“天子当宁而立”，《尔雅·释宫》解释说“门屏之间谓之宁”，凤雏甲组建筑的“影壁”实即文献中的“屏”。《荀子·大略》等载“天子外屏”，朝礼时天子立于门、屏之间，无法直面群臣。在此种礼仪场域中，君臣之间要避免“目见耳闻”。天子“处庙堂之高”，在空间上与群臣阻隔，这正是周代君臣尊卑关系的缩影。

　　礼仪凭借空间而存在，礼仪的研究与复原离不开对空间的重绘和深描。中国古代明堂的形制历来众说纷纭，学者指出，早期文献中的明堂有治朝、太庙、月令明堂三种含义，而《礼记·明堂位》等文献所载“周公朝诸侯”之明堂即是治朝。治朝是天子日常治事及接受诸侯朝觐之所，周公在此“朝诸侯”正是其“摄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礼仪空间的细致求索也有助于更加准确、立体地理解相关历史问题。陈苏镇结合图像与考古实物对魏晋时期的宫殿礼仪空间作了精细描摹，发现汉代的宫禁格局与频繁发生的外戚、宦官专权有密切关系；而魏晋南北朝统治者惩汉之弊，在宫禁结构上作出改变，降低了皇权旁落的风险。

　　利用文字、图像、实物开展相关研究，需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以往认为北魏洛阳城的规划设计主要与姑臧、平城、建康有关，但汉魏洛阳故城的考古发现显示，北魏南迁后对洛阳的营建主要是因袭而非新造。郑樵《通志》特立《图谱略》，批驳前人“尽采语言，不存图谱”，但其《图谱略》也只有目而无图，原因在于他深知“信图难得”。而图像程式的滞后性与意义的游移性，也会给图像乃至实物材料的使用带来困难。实物材料虽是历史忠实的承载者，但其本身不能“说话”，并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离开文献、图像的佐证便很难转化为准确、有效的史料。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汉长安城未央宫2号遗址正殿前方东西并列的两个夯土台址，《发掘报告》认为是殿前的“双阙”，但后来有学者指出此实非“双阙”而是进出大殿的东西“二阶”。

　　形象史学与史学的形象化

　　礼仪的实践特征和中国礼学的“形象”传统决定了礼仪的研究与复原不能脱离形象与实践的路径，这方面学术界早有尝试。1951年，沈文倬拟出《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希望将研究成果“用连续性的图画”形象地表达出来，惜其未成。1969年，台湾大学孔德成指导拍摄了《仪礼·士昏礼》黑白影片，突破了传统礼学依赖文本与图像的呈现方式。2014年至2020年，清华大学彭林承担的“《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项目采用真人表演与半虚拟宫室场景相结合的形式，拍摄了《士冠礼》《士相见礼》等复原影片，立体、动态地呈现出古代礼仪的全过程，在复原过程中同时解决了诸多“雪藏”的礼学难题和缺环。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国礼学的转型发展，亦可进一步丰富形象史学的理论内涵。

　　在新时代背景下，赓续中国礼学的“形象”传统，借助形象史学等新的研究模式，将文献、图像、实物等融入立体、动态、连续的空间与实践之中，重绘、深描中国古代的礼仪空间，是中国礼学研究继续深入推进的方向，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