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9—3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会议深入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全面部署2026年“三农”重点工作，围绕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关键领域作出系列战略安排，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受访学者看来，会议既直面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现实矛盾与深层挑战，又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和现代化全局，彰显了系统思维与战略定力，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正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坚实迈进。

　　科技创新与结构调整双轮驱动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历来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核心议题。会议明确提出，要稳定粮油生产，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这一部署进一步凸显了在新形势下保障粮油供给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产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并重的战略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提出，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九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在高产量背后，粮食安全仍面临多重深层挑战。从供给结构看，油料特别是大豆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进口来源地相对集中，使得供应链易受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环境等外部因素冲击，存在显著风险。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司伟认为，当前我国粮食供给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主粮与饲料粮之间。口粮如稻谷、小麦自给有绝对保障，但满足人民对肉蛋奶消费升级需求的饲料粮如大豆、玉米则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同时关注“量”的充足和“结构”的合理，油料稳产保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一环。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于宁锴看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饲料用粮需求刚性增长，国际粮源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大，这些警示我们，必须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抓好粮食生产是支撑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压舱石”，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斌分析，会议将粮食安全这一“头等大事”进一步具体化、行动化，提出“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并突出“稳定粮油生产”，表明保障粮油安全已超越单纯的农产品供给范畴，成为高度关联国家安全和宏观稳定的战略任务。在全球地缘冲突加剧、主要产粮国政策多变的背景下，强调“稳定”，核心在于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降低被动依赖，增强国内供给体系的自主性、可控性和安全性。

　　如何破解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困境？学者们认为，保障粮食安全正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扩张，转向以科技创新驱动为核心、以供给结构优化为支撑的“内生安全体系”构建。曹斌提出，会议强调“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标志着粮食安全的保障路径发生了深刻转变。未来，产能的提升将更加依赖于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良种、良机、良法、良制的集成创新与推广应用，挖掘单产潜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孔祥智提出了双轮驱动的具体路径。一方面，农业技术的集成创新与应用是单产提升的核心驱动力。需将高产品种培育、精准水肥管理、智能农机装备、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进行系统整合，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化高产模式，真正将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大田里的产量。另一方面，优化油料供给结构需要多措并举，提升油料总体自给水平和供给弹性。

　　农业科技创新能否落地生根，关键在“最后一公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认为，实现产能提升目标，必须突破一批农业领域“卡脖子”关键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构建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让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真正被广大农户接受和应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将推动粮食生产区域布局的持续优化，使不同生态区域能够因地制宜，构建起产能高效、成本可控、绿色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针对当前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存在的短板，司伟提出，应系统性整合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力量，明确国家、省级和基层科研单位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发、区域试验和示范推广中的不同定位与分工，形成协同攻关的合力。同时，必须下大力气健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让真正懂农业、爱农村、善沟通的专业人才充实到一线，解决“最后一公里”梗阻问题，避免体系空转和资源浪费。

　　常态化帮扶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收官之年。会议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这一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防止返贫工作进入到一个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常态化推进的新阶段，实现了从“过渡期专项帮扶”向“常态化制度保障”的战略转型。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并为贫困地区培育了一批特色产业。孔祥智以贵州刺梨产业为例，介绍了其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成功经验。他表示，西部地区许多脱贫县的产业发展仍存在链条短、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销售渠道依赖外部帮扶等短板，内生发展动力和自我造血能力尚待加强。

　　曹斌认为，“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一方面，意味着防返贫工作不再依赖于单独设立、相对孤立的“专项”政策框架，而是被系统地嵌入乡村振兴的整体制度设计与资源分配中，实现政策协同、资源整合与机制联动。另一方面，这更是一种治理理念的深刻转变。“常态化”强调通过稳定的制度供给，着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就业支撑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提升农村低收入人口的长远发展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从“应急式”响应转向“常态化”治理，有效避免政策“断崖”效应。

　　司伟从政策连续性角度解读了这一部署。他认为，我国已建立起包含发展特色产业、强化就业帮扶、加强技能培训、健全社会保障等多措并举的常态化帮扶体系，以及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社会力量参与等明确的责任体系。会议明确将帮扶机制纳入乡村振兴统筹，清晰表明帮扶政策不会“急刹车”“陡转弯”，而是向着更加稳定、长效的方向优化转型，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持续巩固，实现与乡村振兴的平稳衔接、无缝对接。胡向东分析，这一表述的战略亮点在于实现了“三个转型”：一是目标从“脱贫防返”向“能力建设”转型，更加注重培育区域和个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抓手从“到户到人”帮扶向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转型，通过产业集聚带动就业增收；三是空间载体从“点状帮扶”向“县域统筹”转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县域层面落地生根。未来，以“县域单元+特色产业+组织机制创新”为核心的模式，将成为推动帮扶与发展双轨并进的关键。

　　精准识别帮扶对象、优化配置县域资源是常态化帮扶取得实效的基础。曹斌提出，下一步要利用大数据等手段进一步提升监测和识别的精准度，确保帮扶资源用在刀刃上。同时，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脱贫群众依靠自身努力发展的志气和心气。根本之策在于，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统筹布局产业、就业和公共服务，通过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资源下沉，逐步弥合城乡差距，从源头上减少可能引致返贫致贫的结构性因素，实现从“输血兜底”到“造血赋能”的质变。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会议对乡村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在学者们看来，这标志着我国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即从重点打造示范样板，转向全域推进、整体提升；从改善基础环境，转向系统创造优质生活空间、全面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从政府主导推动，转向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体现农民主体地位。

　　我国地域辽阔，村庄类型多样，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发展基础千差万别，乡村建设决不能搞“一刀切”和“千村一面”。曹斌建议，在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时，需要强化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对于人口集聚、发展潜力大的中心村、特色村，重点在于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社区；对于人口持续流出、功能逐渐演变的村庄，则重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维护人居环境整洁、做好生态保护和修复，避免无效投入和资源浪费。

　　胡向东认为，会议强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并突出“因地制宜”和“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这实质上是乡村建设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战略转型。未来的乡村建设，规划设计与建设实施更加务实精准，公共服务供给更加注重均衡性和可及性。“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意味着建设重心从“物”转向“人”，一切以农民是否满意、是否受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司伟结合乡村发展规律提出，“因地制宜”的本质要求是科学把握不同乡村的人口变动趋势、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文化特色。乡村建设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充分挖掘和保护乡村的历史文化、农耕文明和乡土特色，打造各美其美、留住乡愁的乡村风貌。核心目标是围绕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均衡配置公共服务，让广大农民群众平等分享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成果，过上更有品质、更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