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常被视为秩序的扰乱者、理论的干扰项，是社会知识建构过程中亟待消除的“噪音”。然而，当我们深入社会的复杂肌理后发现，偶然性并非秩序的反动者或敌人，而是社会结构动态生成与变迁中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它如幽灵般潜伏于必然性的宏大叙事之中，却又在关键时刻化身为韦伯意义上的“历史扳道工”，使社会世界始终鲜活、充满变数，并暗藏解放的潜能。

　　偶然性的社会学意义

　　在社会学语境中，偶然性远非指“随机事件”或“运气”，而是直指社会事实的非必然性和非决定性特征，至少包括如下方面。一是非逻辑必然性，指社会事件、制度形态或个体命运的呈现并非由某种先验逻辑或铁律来严格决定，而是存在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二是情境依赖性，指社会现象的产生与演变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情境、时空条件及先期发生但本身具有偶然性的事件序列。三是非预期后果性，指人类行动者（个体或集体）基于有限理性与特定意图的行动，其最终结果往往溢出原初目标，产生大量“非预期的后果”。四是相遇性，指原本相对独立运行的社会过程、要素或事件在特定时空点的交汇，这种相遇本身具有高度偶然性，却能触发全新且难以预测的社会动力与结构性变化。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偶然性，揭示了社会世界固有的开放性、可能性与不确定性，它深嵌于社会结构与能动性实践的互动之中。

　　正视和研究偶然性，对重塑社会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提升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与灵活性。社会世界本质上是开放的、过程性的、情境依赖的，任何试图完全排除偶然性的理论，在面对历史的曲折、现实的突变、个体的际遇时，必然显得僵硬和解释力不足。将偶然性纳入分析框架，会使社会学理论更能解释复杂、动态、充满意外的社会现实。其次，恢复能动性的真正地位。忽视偶然性，容易滑向结构决定论，将行动者视为被动的“提线木偶”。承认偶然性的存在，意味着承认社会情境中存在真实的选项、未被决定的未来以及行动者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必要性。这为理解行动者的策略、计算、即兴发挥以及在结构制约下的创造性实践提供了空间，使能动性概念更为丰满。再次，深化对历史性与路径依赖的理解。历史并非线性展开的必然过程，偶然性事件在关键节点上的介入，能深刻改变后续发展的可能路径集合，并通过路径依赖机制“锁定”特定的制度安排或发展模式。理解偶然性，是理解历史为何如此（而非如彼）、理解不同社会为何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最后，增强对风险、不确定性与危机的洞察。社会学理论要有效回应现代性困境，应将偶然性/不确定性置于核心，分析其社会根源、分配逻辑以及社会应对方式。认识到社会秩序并非铁板一块的必然性而是充满罅隙、张力与可能性，有助于打破对现状的“自然化”理解。

　　经典社会学理论中

　　偶然性的缺席

　　尽管社会充满偶然性，但经典社会学理论却忽视或拒斥它，使之成为“被遮蔽的幽灵”，究其根源，至少有如下原因。第一，过度追求“科学化”与确定性。受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影响，社会学致力于寻求普遍、确定的社会规律。孔德的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斯宾塞的进化论、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物化”及因果分析、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等，均隐含着追求稳定因果关系预设，而偶然性被视为需要“控制”或“平均化”的干扰变量。第二，结构决定论的偏好。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视为趋向均衡的有机系统，它淡化系统内外的断裂与意外，简化了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与偶然性。第三，方法论的局限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定量研究方法，倚重大样本统计以揭示“平均”趋势和“显著”相关，其研究设计本身倾向于过滤独特的、小概率的、情境依赖的偶然事件及其影响过程，而长于发现偶然性机制的个案研究，也极易被定量研究的方法论沙文主义所吞噬。第四，秩序与稳定的宏大理论承诺。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解释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元问题，而过度强调偶然性似乎会动摇秩序的根基，威胁理论的解释力。

　　当代社会学理论

　　对偶然性的重拾

　　20世纪中后期以降，偶然性开始重返社会学理论核心，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历史社会学的转向。西达·斯考切波、查尔斯·蒂利等学者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深刻揭示了重大社会转型中关键节点的重要性。在这些节点上，多重结构性危机的叠加、偶然性事件以及能动者的策略选择，共同作用将社会转型导向不同的制度路径。偶然性不再是边缘噪音，而是形塑人类历史分岔的核心机制。

　　第二，符号互动论与常人方法学的微观洞察。戈夫曼对日常互动的“情境定义”，加芬克尔的“索引性”和“反身性”概念等，都揭示了微观互动秩序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被参与者实时、权宜性地共同建构。每一次互动都充满对意义理解的偶然性协商，规则的应用本身依赖于情境解读。这种微观层面的偶然性，是社会秩序得以日常再生产的基础而非威胁。

　　第三，结构化理论与实践理论的调和。吉登斯强调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结构既制约也赋能行动，而行动在具体时空情境中的持续实践，又再生产或转化结构。这个持续不断的结构化过程本身充满张力与不确定性，为偶然性留下了空间。无独有偶，虽然布迪厄的“惯习”强调结构化倾向，但也承认在“危机情境”或不同场域的“交叉点”上，惯习可能“失灵”，行动者需要即兴发挥，这同样是偶然性作用的场域。

　　第四，复杂性与系统理论的兴起。借鉴复杂性科学话语，社会世界被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系统内存在大量非线性互动、正负反馈回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蝴蝶效应）以及突现属性，微小扰动可能通过系统放大导致巨变，未来状态具有根本上的不可预测性，这从系统运行逻辑上确认了偶然性的核心地位。

　　第五，风险社会与后现代理论的阐释。贝克指出晚期现代性（风险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正是人为制造的不可计算、难以控制的“系统性风险”，其影响具有全球性、不可逆性和极端不确定性。这本质上是制度化的、大规模的“偶然性”成为主导力量。而后现代理论则更激进地质疑宏大叙事的确定性，强调碎片化、差异性和情境知识的价值，为偶然性张目。

　　偶然性，绝非社会学的理论残余或需要被清除的障碍。相反，它是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充满活力的维度，是社会结构动态生成、历史路径发生分岔、个体生命轨迹转折以及现代性风险丛生的内在密码。我们将其从遮蔽状态中解放出来，纳入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视野，不是向非理性投降，而是直面社会复杂性。通过过程追踪、历史比较、机制分析等方法，社会学得以捕捉“意外”的社会逻辑，揭示“随机”背后的社会性。这要求我们秉持一种更具历史感、过程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社会学范式——一种承认必然性之骨架，更珍视偶然性所赋予的血肉与无限可能性的社会学立场。如此，社会学方能深入把握社会生活的脉动，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织的迷雾中，为理解人类的处境、困境与希望，提供更富洞察力的指引。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