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年,无锡惠山之麓的愚公谷是江南名园,主人邹迪光对营建园林很用心。愚公谷建成后,他给书法家、苏州名园寒山别业的主人赵宧光写信,求为题额。信中说:“不佞近亦于惠山之麓,规地数亩,引泉叠石,差足幽赏……荒圃中尚缺颜额数方,敢烦如椽之笔。倘肯挥毫,微独光我泉石,且使九龙增采,何如何如?”明清以来,“光我泉石”几乎成为营造中式园林的必修课,包括诗情和画意。
所谓“诗情”,即文学书写。中式园林本质上是诗意世界,园林的外在空间要由诗意来润色。在中国人看来,若园无题额,则空有其景,缺少诗意提领,则泉石无光。《红楼梦》第十七回写道,为贵妃省亲而造大观园,园造好,最后一道工序是诗文书写。小说借贾政之口说:“若直待贵妃游幸时再行请题,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没有题额、楹联的园林是未完成的作品。这类文学书写除了命名、题额和楹联等之外还包括大量的诗文题跋。
所谓“画意”,就是中国艺术中盛行的图像书写。中式园林与绘画关系极为密切。园林虽好,也需图像增色。宋元以来,中国画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园林有关。在这类“园林画”中,有的表现园林布局,如打开明末吴彬《勺园图》长卷,米万钟初建此园的整体面目便跃然眼前,玩味文徵明《拙政园图》,如同打开一个个精心营构的诗意空间;有的描绘园中活动场景,像北宋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明代仇英的《独乐园图》,通过人物的活动场景感受中式园林的风采。中国的“园林画”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价值,是我们探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和审美创造不可或缺的素材。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园林画”,有几种原因:
一是渴望不朽。欧洲的很多贵族庄园,如巨石阵,门面堂皇,历时久远,坚固耐久是其显著特点。而修建中式小园一般不以坚固为目的,人们重视的是可居可游,而不是物质的永存。中国古人认为,物质的占有终归枉然,即使像金谷、平泉那样的名园,也会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这里就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文人孜孜营造的小园,甚至可以用一个“苟”字概括。春在堂是晚清名园,其实是个简陋的小园,友人担心房子不坚固,存不久。俞樾则解释自己是效仿春秋时卫国的公子荆——“以一‘苟’字为之”。《论语·子路篇》云:“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者,随意也。房子是人住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公子荆是卫献公的儿子,是个有德行的人,为人简朴,孔子称赞他。
虽然不求形式上的坚固长久,但中式园林从来没有放弃生生不息的永恒追求,如计成在《园冶》中所说,“意尽林泉之癖,乐余园圃之间,一鉴能为,千秋不朽”。人们视园林为永恒之业,而园林的诗画书写就是对易坏的外在物质世界的一种补充。园林的物质实体随时间流动终归杳然,诗文绘画却可记载当时的规模和园中的活动。人们将小园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缕云烟,为十方共有,不求其永在,而重其曾经的流连。因此,时间流逝的感伤非但没有促使人们去追逐物质的永恒,反而滋生出一种顺化自然、不与时驰骛的观念。明代王世贞于园林一道独有心得,他曾在太仓营建离薋园和弇山园等。他不仅注意园林设计、营建、整修等,更重视围绕园林的活动、酬唱以及图像文字记载。离薋园建成后,他邀请朋友至园中雅集,留下诗文酬唱作品甚多,并请当时画坛名手钱穀、尤求绘《离薋园图》。而弇山园修建完成之后,他先后写有八记,记录建造的过程以及每一处景点的由来与命名。围绕园林而展开的图文记录是为了“长在天地”,真正使园林成为“不朽的林泉”。
二是复原山水画的世界。中式园林本质上是山水画的延伸。历史上流传的唐代卢鸿《草堂十志图》和王维《辋川图》,虽多为后人的摹本,却影响着中国绘画和造园的传统,是山水园林和山水画的共同源头。画与园融合的关键就是“山水”。山水,是中国艺术的独特概念,对园林一道影响至深,建园林就是“建”山水,园林营建被说成“叠山理水”,城中建个小园,叫“城市山林”。欧洲园林的设计者多为建筑家,而中式园林的设计者多为画家。中式园林的山水世界,是诗人所说的“本性丘山”,是画家所说的“胸中丘壑”。山水,在传统中国园林中幻化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
园林的营建追求呈现山水画的意义世界。无论是江南私家园林,还是皇家园林、寺观园林,都是为了展现一种独特的山水景观。圆明园四十景、颐和园中昆明湖前后的构造,其实都是在营造一种独特的山水世界。中式园林不像欧洲园林,作为主体的建筑必须得到凸显。而中式园林的建筑却掩映在葱茏的林木中,山随水流,水随山去,山水相依,人在其中,如在山林中徘徊。人们在园林中,不光看风景,自己就是风景中人,这就是“林下风流”。尤其是文人小园,造园的命意不在创新,而在复原。人们要在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中,复原被知识打乱的自然节序;要在晨光拂过、带露的叶脉里,复原被尘氛所支离的人心脉络。
三是创造心灵的境界。一片山水就是一片心灵的境界。中式园林是体验性园林,园林的根本特点是步移景异,这也就意味着它是一种重视当下直接体验的园林。苏州的网师园有“月到风来亭”,其名取自北宋邵雍“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的诗意,表达的是中式园林的美学观念:月到风来,是因为你来了。你来了,在你的心灵体验中,这一天的月、一亭的风,才变成有意义的世界。园林设计的根本观念是“虚席以待”,特别注意瞬间的感会。明末扬州影园主人郑元勋说,园林“妙在借景,而不在造景”。造景为实,借景为虚。而借景,就是造境。在造景与借景二者之间,借景更重要。中式园林之所以重视“借”,是因为它要创造诗意的心灵境界,体现独特的生命趣味。
中国绘画中的“园林画”,其实是为“造境”而作。观此类画作,与其说是为了解园林的基本面貌,不如说是为了体会那独特的诗意境界。东庄,明代中期苏州名园,为苏州文士、礼部尚书吴宽家的别业,沈周与吴宽为密友,曾为其绘《东庄图》,布列此园景色之美。沈周虽不是园林设计者,但他却为这座园林图写魂灵。清澈而渊澄的世界,在他的笔墨里焕发光华。如其中的《耕息轩》图,画山间坡地,一人躬耕之余,在室内读书,突出读书人忘我阅读的神态。其中的《振衣冈》图,在层峦叠嶂中,一人立于山之最高处,面朝东方,所谓“晞发向阳,啸傲山林”,透出一种沉着痛快的气息。这样的图像书写,的确是“光我泉石”之事。
四是通过图像思考人的存在。园林是人居之所,天地本吾庐,人在其中。很多园林画本身就带有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清代扬州小玲珑山馆是徽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园林,藏书甲天下,颇有盛名。行庵,为马家的北郊别墅,园虽不大,但老树古藤森蔚相望,加之修竹掩映、春鸟秋虫,更唱迭和,成为人们“听”世界的好去处。清代乾隆八年(1743)重阳节,二马置酒高会,参与者有陈章、闵华、程梦星、厉鹗等文坛名士。宴罢月余,叶芳林为之画《九日行庵文宴图卷》,扬州山水大家方士庶为之补山水,后有厉鹗、全祖望等为其题跋,这幅长卷记载着这些“素心有文之侣”的风流情性。长卷起首处有一短榻,短榻后有屏风,屏风中特别展现出倪瓒《容膝斋图》,是为以画点题。“容膝”,取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文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在绵邈的宇宙中,人所占空间又是如此微小,纵然你再富有,有再多的华楼丽阁,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容膝斋”。倪瓒《容膝斋图》将高渺的宇宙和狭小的草亭、外在容膝的局促和内在心性的腾挪糅到一起,突出心灵超越的主题。《九日行庵文宴图卷》正是以这一思考来注解着“人居”的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