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不仅是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方法论。19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查尔斯·皮尔士、威廉·詹姆士与约翰·杜威，其思想曾深刻影响美国乃至全球文化。杜威是美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他不仅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学说，而且将实用主义运用于教育、社会、文化、政治、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杜威一生出版了40种著作，发表了700多篇论文。就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而言，《经验与自然》是杜威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它也是杜威著作中最具有启发性和最深奥的著作。

　　《经验与自然》的主题是形而上学，它讨论了形而上学中几乎所有重要论题。杜威于1952年离开人世，出版于1925年的《经验与自然》当然不是其学术创作的终点。之后，杜威还发表了《确定的追求》等名作，也提出了一些鲜明的哲学主张。然而，总体而言，该书是杜威对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的最集中和全面的阐释。“经验”与“自然”是《经验与自然》最重要的范畴，杜威的经验方法的核心就是处理二者的关系。全书的讨论完全是围绕经验与自然及其直接相关的论题（如沟通、意义、心灵、身心和艺术等）展开。杜威之所以把这本著作命名为“经验与自然”，是想表明他的哲学可以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杜威极力强调他所谓的经验方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经验方法与哲学思考中所应用的其他方法之间的对立，以及由经验方法所产生的结果与那些公开承认用非经验的方法获得的结果之间有着惊人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严肃讨论经验对于哲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

　　杜威的经验方法主张，经验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统一体。自然是经验化的自然，经验是自然化的经验。按照杜威的说法，“经验既是属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在一定方式之下相互作用的许多事物就是经验。它们就是被经验的东西。当它们以另一些方式和另一种自然对象——人的机体——相联系时，它们就又是事物如何被经验到的方式”。20世纪40年代末，杜威在《经验与自然》再版导言（可惜没有写完整）中说得更明白：“经验”在其最丰富的意义上，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界的，它被用来代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应付自然的其他所有方面、阶段的所有实际的和可能的方式，不仅包括人类有用的和良好的艺术、发现和发明、各种经过检验和证明的知识，还包括人类的幻觉、错误和白日梦。概括而言，“经验”用来指示所有属于人类的东西。所以，杜威认为，“经验”是一个詹姆士那里所谓具有双重意义的字眼。犹如它的同类语生活和历史，经验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包括人们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影响，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

　　杜威的经验方法明确提出，经验和历史、生活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们都包括人类针对自然进行的活动的所有痕迹和记录，也有对未来活动的期盼和预见。在上述提及的那篇导言中，杜威坦承，“文化”一词完全可以指代他的经验哲学方法，如果他重写《经验与自然》，他会把这本命名为“文化与自然”，以避免因为人们对“经验”一词固有意义的理解而造成的误会。

　　杜威的经验方法强调经验与自然、经验与世界之间的连续性和交互关系，重视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性关系。杜威反对过往哲学设定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经验事物与事物本身、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二元论。杜威确信，这种设定导致人与世界的疏远，使得人类智慧的运用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按照杜威经验方法中的连续性、交互性和过程性原则，经验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连续性和整体性、结构和过程、必然和偶然、物质和能量、持久和流动、一和多、连续和中断、常规和发展、传统和革新、理性的意志和冲动的欲望、证明和发现、现实和可能等，都是不同的联合状态的名称，而生活的争端能否得到解决，则依赖于使这些事物相互适应配合的技巧和方式。比如，在使用经验的方法处理形而上学中的“身心”问题的时候，杜威不满意将身体与心灵彼此隔离开来并当作两个存在领域的态度，而是主张“身心”仅仅是指一个有机体跟语言、互相沟通和共同参与的情境有连带关系时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互相影响、彼此造就的整体。在“身心”这个复合词中，所谓“身”指跟自然其余部分（既包括有机生物，也包括无机生物）连接的各种因素所具有的这种被继承下来、被保持下来、被遗留下来和积累起来的效果；所谓“心”指“身体”被涉及一个比较广泛、比较复杂而又相互依赖的情境时所创造的一些特征和后果。

　　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阐释的经验方法并非来自他的突发奇想或灵机一动，而是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早在1917年，杜威在其最为重要的哲学论文《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就对经验观念给出了若干明确的陈述：经验不是知识相关的事情，而是人与其物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事情；经验参与到人类的行动和遭遇中，并在人类的回应中经历着各种变化；经验是实验性的，是一种改变给定的努力，它是面向未来的；经验是对一种环境的承受，它孕育着各种联系；等等。这些表述与《经验与自然》中对经验方法的表述极为相似。杜威在《哲学的改造》（1919）中关于新旧经验观念的比对，则是对新经验观念的言简意赅的表述。同样，杜威在《确定性的追求》（1929）中提出的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主张心与物、主与客、经验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既取代客体中心论，也取代主体中心论），可以视为杜威经验方法合乎逻辑的产物。

　　由经验和自然的交互作用形成的精神和现实世界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也是所有形而上学都要处理的难题。在杜威看来，现代社会的现实是：一方面，人类的生存条件完全处于自然之中，人类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另一方面，人类生活的世界是动荡的和危险的，人们的生活充满焦虑和恐惧。在其中，性质和关系、个别性和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都无法分割地连接在一起。杜威发现，过往最流行的哲学往往重视必然性、确定性和永恒性，关注确切的、有规律的、完成的和实在性的东西，轻视甚至贬低可能性、偶然性和暂时性。杜威的以经验方法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则既接受充沛、完整、条理和规律性，又尊重独特、模糊、不确定的可能性以及后果尚未决定的种种进程，因为这两个方面在这个世界中是深刻地和不可抗拒地参杂在一起的。为此，杜威的经验论的形而上学容纳和接受关于变易的各种哲学体系或者形而上学体系。

　　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无疑可归入现代西方哲学论域，他提出并讨论的众多哲学论题，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见解或“殊途同归”，或“不谋而合”。然而，由于杜威与大多知名现代西方哲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不那么紧密，其思想闪光点没有引起同行充分的关注和足够反响。与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杜威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持怀疑甚至批评态度。杜威不仅刻画了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形成的背景、条件、过程和特质，而且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直接批评。与此同时，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相似，杜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不过，作为非体系的哲学家，杜威的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往往隐含于对众多形而上学问题的论述中。这就需要我们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寻求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

　　（作者系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