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外文明来往频繁。随着汉代陆海丝路的畅通，龙脑、苏合、乳香等域外香料持续输入中原地区，改变了上层社会的日用起居，用以燃烧香料的熏炉——博山炉随之而生。博山炉是窥见汉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件关键“物证”。

　　熏炉又称香炉，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陶质熏炉，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铜熏炉，汉代熏炉以铜质和陶质居多。先秦时期，熏炉造型以豆式炉为主，炉身较浅，炉盖较平。这是因为当时香料主要是国产茅香、兰蕙等草本植物，常置于炉内明火燃烧，故炉盖需设计成较大镂孔，便于通风排烟。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辛追墓出土的两件汉代早期彩绘陶熏炉便是豆式炉。

　　汉武帝时期打通西域、平定南越后，陆海丝绸之路都颇为通畅，西域和南海的香料涌入中原大地。大量进口香料如龙脑香等属于树脂类香料，常制成饼状或丸球状，需置于炭火上慢慢煨熏，香气方得以徐徐散发。香料燃烧方式的差异，导致豆式炉逐渐演变为博山炉。其炉盖逐渐增高，炉身加深，便于炉内堆起香灰，用炭火熏燃香料；镂孔变小，以防炭火过旺；高耸的锥形炉盖被浮雕成群山环绕，炉底承以底盘，可增强稳定性与安全性。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西汉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便是博山炉的典型代表。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于1981年出土于陕西咸阳市兴平市豆马村茂陵一号无名冢从葬坑，由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局部鎏银，炉身细长呈竹节式高柄，整体上像一朵亭亭玉立、含苞待放的花蕾。该熏炉通高58厘米，盖高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3.3厘米，重约2750克。底座呈圈足状，透雕有两条蟠龙，昂首张口吐出竹节形炉柄，炉柄分五节，刻竹叶枝杈，上端铸三条S形蟠龙托起炉体，半球形炉体口沿与腹部鎏银处浮雕四条金龙，九条龙与五竹节谐音“九五之尊”，是皇家身份与地位的写照。炉盖为圆锥形，透雕出层峦叠嶂的山峰，并以金银勾勒，神兽仙人出没其间，远望宛如一幅立体的山水画。炉盖口沿外侧刻铭文35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圈足外侧亦刻铭文33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表明炉盖与底座均为西汉御用之物，分别由内官和寺工制造并交付，序号为初三和初四。

　　“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博山炉的兴起，与汉武帝嗜香关系密切。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嗜香成癖，曾用“香木”作柏梁台，又以“花椒”建椒房殿。尚书郎上朝奏事前要焚香熏衣，东汉应劭《汉官仪》亦载尚书郎要含鸡舌香奏事。汉武帝还于七月七日焚“百和之香”迎请西王母，焚香祭祀时所烧天下异香多为进口的沉光香、祗精香、明庭香、涂魂香等。

　　当然，汉武帝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域外的香料，其原因在于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外交流频繁，商贸繁荣，大量香料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如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征和三年（前90年）汉武帝巡幸安定时，收到西胡月支国献返魂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起初不以为意，存放到外库。后元元年（前88年）长安发生瘟疫，亡者大半，汉武帝通过焚烧月支国香，成功驱疫，“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这个故事虽有夸大的部分，但客观上反映了西域输入香料是时人习以为常的现象。

　　月支国所献返魂香，据罗欣考证为产自条支国（今叙利亚地区）的苏合香；温翠芳则认为是产于中亚阿富汗南部地区的安息香；王永平综合二说，认为苏合香与安息香均属于从安息香属植物中提取的树脂；美国汉学家薛爱华也认为安息香就是返魂树胶脂；美国汉学家劳费尔和法国汉学家布尔瓦尔都主张苏合香在古代是从药用安息香里提取的；英国药物学家汉伯里也认为古代苏合香是安息香属植物分泌的一种芳香树脂，产于叙利亚、小亚细亚东南部、塞浦路斯及克里特岛各地。但无论何种说法，都承认两汉时期，外来香料备受统治阶级青睐，大量从西域或海外引进。如涂魂香以国名，据沈福伟考证，涂魂国指今阿曼港口城市佐法尔。又如薰陆香，属于树脂类香料，主要产于今土耳其、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南阿拉伯半岛等地。当时的西域使者来华献香，若斤两不够则可能不受重视，“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上述月支国使者献香四两，只被存放到外库。南海地区也是香料贸易的重要来源，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被封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

　　发达的香料贸易使得博山炉在西汉上层社会得到了广泛使用。今日所见的博山炉多出土于汉代王公贵族之墓，如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博山炉工艺精湛，装饰上采用鎏金银、错金银或镶嵌宝石等技法，尽显奢华格调。这些汉墓主人身份或尊贵或显赫，表明博山炉最初是由汉代工官设计制作，专供皇家和上流社会享用，亦可印证“汉朝故事，诸王出间则赐博山香炉”之说。此外，海外也有不少博山炉的藏品，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极其精美的错金银嵌宝石铜博山炉。

　　关于博山炉的命名，多数学者如巫鸿等认为“博山”指代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是汉代神仙思想的反映。一些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如陈才智将“博山”理解为大山或广阔的山，意指山峦形制宽广。练春海从图像学出发，认为博山炉与植物和龙纹有关，传达出“龙升尺木”之意象，见解新颖独特。古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如吕大临《考古图》描绘的博山香炉亦是一株植物的形象。汉代人普遍认为尺木、建木、扶桑等神树，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竹节状炉柄的设计意图可能是把博山炉塑成“建木”类神树，用竹节表示天梯，起到沟通天地的作用。

　　关于博山炉的形制，欧美学者罗森、艾素珊和雷德侯等认为博山炉原型来自西亚，经由西伯利亚或中亚传入中国，甚至提出茂陵竹节熏炉原型出自梅尼尔私人收藏的青铜香炉，山峰形器盖旨在表现微缩的宇宙景观。所谓“汉代人不仅愿意使用外来奢侈品，并且还有能力重塑以及改造它们，博山炉可能就是这种对舶来品的改造结果之一”，是这些欧美学者观点的集中体现。然而，博山炉实质上是早期中国本土豆式炉的变体，源自中国南方文化，如广州400余座汉墓中就出土熏炉112件，但洛阳烧沟发掘220余座汉墓仅出土熏炉3件。

　　博山炉也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据考古发现，伊朗波斯波利斯宫殿（约建于公元前518—前398年）出土的石刻浮雕上有两件阿契美尼德式香炉图，炉柄细长高耸，顶部呈圆锥形；土耳其亦曾发现一件同时代的银质阿契美尼德式香炉，高柄足与圆锥顶的造型设计，与波斯波利斯宫殿石刻浮雕香炉非常契合，制作时间远早于汉武帝时代。这些香炉的样式经由丝绸之路流传到了中国。西汉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等明显受到了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及启发。

　　综上所述，博山炉的兴起和使用生动展现了汉代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博山炉根植于中国本土使用香料的传统，由先秦豆式炉为了适应树脂类香料的使用需求演变而来。另一方面，博山炉的形制、装饰与功能也受到西亚等地文化因素的启发与影响，最终成为兼具实用价值、艺术美感与神仙思想的典型器物。博山炉的产生和使用，既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产物，更反映出汉代社会立足本土，并对外来物质进行改造与融合的能力。当我们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鎏金银竹节铜熏炉静静地挺立在那里，仿佛能看到两千年前大汉王朝未央宫里的袅袅青烟，能闻到那跨越万里丝路而来的异域芬芳，更能触摸到那个气势恢宏、充满浪漫幻想与开拓精神的伟大时代。

　　（作者系景德镇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