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和测年研究的深入，近些年对广义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年代判断似乎有整体偏晚的趋势。比如，仰韶文化中期或庙底沟期的绝对年代，从以前一般认为的约距今6000—5500年，移晚到约距今5700—5100年。狭义龙山时代的年代，从以前认为的约距今4500—4000年，移晚到约距今4300—3800年，似乎整体偏晚了两三百年。究其原因，一般会被解释为测年技术的进展，就是说原先常用的木炭标本不确定性大，测年结果容易偏“老”，而现在用的种子、人骨等标本可以测得更准确。这样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对考古学文化年代的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充分意识到不同区域的年代差异性。

　　考古学文化是“能够在考古学遗存中观察到的，存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并具有一定特征的共同体”，与古代不同层次的族群具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其形成一般都是从一个中心点开始，再向外扩展，就像一个石子扔进水里形成水波一样。同样特征的物质文化在一个较大空间范围的出现或消失不可能完全同时，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和消亡都有一个过程。一个新考古学文化最先诞生的地方就相对“超前”，最后消亡的地方就相对“滞后”。如果对这种“超前”和“滞后”现象缺乏关注，就很容易陷入年代认识上的误区。

　　仰韶文化中期或庙底沟期本身是可以分期的。在处于核心位置的晋陕豫交界地带，庙底沟期遗存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以翼城北橄第三、四期为代表，第二期以三门峡庙底沟仰韶文化一、二期和华州泉护一期I、II段为代表，第三期以庙底沟仰韶文化三期、泉护一期III段为代表。近年重点测年的庙底沟、南交口、西坡、杨官寨、泉护等遗址，基本都只有第二、三期遗存（南交口遗址虽然有第一期遗存但并没有测年），测年数据校正综合后约在距今5700—5100年；庙底沟期第一期的年代理应更早，有早到距今6000年的可能。因此，以往对核心区庙底沟期上限的判断其实没有多大问题，只是下限明显延后。

　　甘肃中东部和关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该地区的秦安大地湾、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等遗址，其庙底沟期遗存只相当于核心区的第二期。而相当于核心区第三期的遗存，文化面貌有较大变异，已可归入仰韶文化晚期范畴。张家川疙瘩川遗址庙底沟期的新测年校正数据在约距今5600—5500年，大地湾庙底沟期最早单位F330测年校正数据也在距今5600年左右，可见甘肃中东部进入庙底沟期的年代，的确比晋陕豫核心区晚。大地湾仰韶晚期最早单位F400的一个测年校正数据，在距今5600—5300年之间，至少其下限应该接近真实年代，说明甘肃中东部脱离庙底沟期的年代要早于核心区。郑洛地区、内蒙古中南部等地情况也类似。不过由于发表的新测年数据少且不够系统，这些边缘地区文化的年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大致看来，核心区进入庙底沟期的时间最早，脱离庙底沟期的时间却最晚——既有“超前”也有“滞后”的一面。庙底沟期的形成，本来就是核心区庙底沟类型扩张影响的结果，而庙底沟类型由本地东庄类型发展而来，核心区最先进入庙底沟期理所当然。庙底沟期的结束，自然也就应当最先从“庙底沟传统”相对薄弱、更易受到外围文化影响的边缘地区开始。从仰韶文化晚期的角度看，边缘地区就相对“超前”。

　　狭义龙山时代各地区的具体年代也需要讨论。各文化区之间，甚至文化区内各小区之间，进入和脱离“龙山”的年代都有可能参差不一，“超前”“滞后”并存应当是龙山时代的普遍现象。

　　海岱地区“超前”完成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是鲁东南地区，随后再逐渐扩展至山东全境乃至于周边地区。龙山文化的年代以往认为是在约距今4600—4000年，结合新测年可调整为约距今4500—3700年。最近日照苏家村遗址的测年进一步证明鲁东南地区进入龙山时代在约距今4500年。豫东皖北地区距离鲁东南地区较远，进入龙山时代理应“滞后”，蚌埠禹会、淮阳平粮台等造律台文化遗存的新测年，上限集中在约距今4300年，和蒙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的年代下限差不多，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晋南地区“超前”进入龙山时代的是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是在庙底沟二期类型基础上，接受晚期大汶口文化等强烈影响而形成。同时期，运城和垣曲盆地还是庙底沟二期类型——明显“滞后”。龙山后期在北方老虎山文化南下背景下，陶寺文化变为陶寺晚期文化，运城和垣曲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才终于转变为龙山时代的三里桥类型。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的年代，以前一般认为在约距今4500—3900年。新测年中属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数据在距今4500—4300年之间，上限与之前没有明显差别。龙山前后期之交，或者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之交的年代，应当在约距今4100年。

　　河南地区“超前”进入龙山时代的是豫中的王湾三期文化，是在谷水河类型基础上，受到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影响而形成。龙山后期，王湾三期文化大规模南下，造成石家河文化的衰亡。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结束，则以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诞生为标志，但其向四周的扩展也有个过程。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分布范围到达豫南地区，三期到达湖北地区，这些地区的龙山旧传统也就一直“滞后”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时。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以往认为约在距今4500—3900年，新测郾城郝家台龙山三期M119、M113的两个数据都在约距今4300年。同样属于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的郝家台龙山一、二期的年代理应更早，有早到约距今4500年的可能性。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下限，洛阳盆地当以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为界，二里头一期拟合数据在约距今3800年，周围地区逐渐延迟，晋南陶寺晚期文化和三里桥类型的下限就应在距今3700年左右，豫南和湖北的龙山旧传统还当延续得更晚，或晚至约距今3600年。至于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的界限，也在约距今4100年。

　　可以看出，无论是庙底沟时代还是龙山时代，测年技术的进展只让我们看到了区域性年代差异的更多真相，却并不能得出年代整体性趋晚的结论。现在不少研究者将庙底沟类型对外扩张影响的关键年代下移到距今5500年甚至距今5300年，距离实际年代约距今6000年相差甚远；将狭义龙山时代的年代上限整齐划在距今4300年，距离实际年代有200年差距。还有研究者将上限约距今4500年的石家河文化归入庙底沟二期，而实际上当时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等已经诞生，已经明确进入狭义龙山时代。年代判断出了问题，相关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难免大打折扣。

　　考古学文化年代的时空不整合其实是一种常态。除上述两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初期仰韶文化“超前”诞生于渭河流域，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超前”出现在岱海地区，大汶口文化“超前”形成于鲁南苏北地区，齐家文化“超前”出现在陇中地区等。亚欧大陆西部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欧贝德文化“超前”诞生于两河下游地区，涅伽达文化“超前”出现在上埃及地区。这些文化在“波源”地诞生后，都存在一个逐渐扩展影响到其他地区的过程。一些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或许会加快这个过程，比如距今4700多年陕北高原文化的东扩和涿鹿之战，约距今4000年黄河流域文化的南下和禹征三苗，但文化的转型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

　　既然考古学文化年代的区域性“超前”和“滞后”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要搞清其准确年代框架，理想的方案是将考古学文化分为不同小区，每个小区选择多个典型遗址测年，每个典型遗址要在准确细致分期分段的基础上，按照每个期段系统采集测年样品。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比较粗糙甚至存在错误，或没有采集到该文化最早、最晚段的样品测年，又如何能判断该文化起始和结束的准确年代呢？

　　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努力，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年代学框架，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进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个框架还比较粗糙，分期和相对年代还需要不断细化，绝对年代还需要更加系统精确，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还须更紧密结合。只有这样，考古年代学才有可能更加趋于完善。总之，考古学年代学研究永远都在路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