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承和发展中探寻类书的古今气象

2025-12-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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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永杰 实习生 付锦林 )在中华文明史上,类书如同一座座宏伟的“纸上图书馆”,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记忆。近日,记者从暨南大学文学院获悉,由该校古代类书研究团队与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合作共建的“类聚云锦——中国古代类书数据库”第一期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目前正进行界面搭建与测试,预计2026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此举标志着我国类书整理与研究在数字时代迈出关键一步。

  中华文明的独特载体
  类书是一种辑录各类资料并按门类编排的知识性汇编,其历史可追溯至1800多年前。《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经典之作,不仅规模宏大,更体现了古代知识体系的构建智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生杰认为,类书的繁盛往往与民族统一、文治昌明的时代相伴而生。官修类书作为国家工程,兼具规模性与系统性,例如明成祖时期编纂的《永乐大典》,收录内容涵盖农业、手工业、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堪称一部“皇家百科全书”。这类巨著的编纂,既是文化传承的壮举,也是文献演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类书研究对构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京州以唐宋类书为例提出,其中引用的许多典籍已然失传,类书因此成为校勘古籍、补缺历史的重要依据。
  激活类书研究新动能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类书研究正迎来方法论的深刻变革。在暨南大学举办的“类书研究与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上,数字人文成为学者们热议的焦点。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学者高树伟展示了文本相似度计算在《永乐大典》研究中的应用。“通过构建类书文本数据库,我们可以运用算法分析不同类书之间的文本关联,从而揭示其知识来源和流传脉络。”他举例说,通过比对《永乐大典》与之前类书的文本相似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明初知识体系的承袭与创新。这种量化分析与可视化呈现,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古籍整理领域掀起革命性变革。王京州介绍,他们正在试验的多版本校勘技术,已能同时对10种版本的类书进行机器检测与比对,人工智能自动标注异文,极大提升了效率与准确性。他举例说,传统学者校勘一页类书可能需要数小时,而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多个版本的比对,并将可疑差异自动标注。例如“机器校勘虽然高效,但在处理字形相近但意义不同的异文时,仍需要学者的专业判断。比如‘己’‘已’‘巳’这类形近字,机器容易误判,这就需要人工介入修正。”王京州认为,未来需要深化人机结合,推动古籍整理向智能化、精细化发展。
  数字技术不仅革新了研究方法,也为类书走近公众搭建了桥梁。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生杰认为,让类书成为可检索、可阅览的数据库,是发挥其文化职能的关键。通过数字化,类书将从象牙塔走向社会,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
  突破类书研究瓶颈
  随着国家层面加强对古籍工作的支持,类书研究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9年,两项类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2年,《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明确提出整理出版类书目录提要、系统整理唐宋类书等重点任务。这些举措为类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尽管类书价值显著,但其学科定位仍存争议。《四库全书总目》将类书归入子部,视作“杂上之杂”;亦有学者主张类书应独立设类。这种概念上的模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类书研究的系统性与协同性。王京州认为,类书研究领域学者众多,但力量较为分散。他建议,应当建立类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创办专业期刊,为学者交流搭建平台。
  类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保存历史,更在于启迪未来。在当代语境下,类书的研究与传播需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一方面,学者们通过深耕文献,挖掘类书在考证、校勘、辑佚等方面的学术价值。例如四川大学罗国威教授利用类书考证《刘子》成书年代,通过比对《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收录的《刘子》佚文,解决了文献学上的一些争议。另一方面,文化机构通过数字化展览、普及读物等形式,让类书中的智慧走进现代生活。国家图书馆开展的“《永乐大典》巡展”,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大典的编纂历程和流传故事,吸引了大量观众。
  周生杰表示,类书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醒我们,知识整理与传播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与延续。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类书所体现的知识分类和整理智慧,对我们处理海量信息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类书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千年之前,类书以笔墨为舟,载着古人的智慧横渡时间之海;千年之后,我们以学术为桨、技术为帆,让这些珍贵的典籍在新时代重新启航。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今天,深入挖掘类书的价值,让其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焕发新生,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