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事业发展规划（2026—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上首次针对专门学科及事业领域编制的长远规划，系统谋划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未来十年考古学发展的目标、任务与路径。围绕《规划》起草及相关内容，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梅忠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所务工作）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报》：《规划》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制定的？其初衷是什么？

　　梅忠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将考古工作提升到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考古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我国正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考古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瞻远瞩，部署编制并印发《规划》。其根本初衷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系统谋划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事业的发展蓝图，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贡献坚实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方向是怎样的？

　　梅忠堂：《规划》明确提出，未来十年，我们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考古研究机构。通过“两个五年期”的接续奋斗，以一系列战略性抓手，实施领航学术工程，锻造顶尖人才队伍，搭建高端国际平台，构建起影响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派。具体而言，我们要努力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具有全球视野、占据学术前沿、推动文化发展的考古工作新格局，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坚定践行者、新时代考古学术的引领者、考古学标准体系的制定者、学科融合创新的先行者、考古公共服务的示范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规划》起草过程历时一年多，其中有哪些重要考量？

　　施劲松：这是一份立足全院“大考古”格局、涵盖全要素的综合性事业规划。起草工作自2024年7月启动，在院党组指导下，我们组建了专门小组。起草过程中，我们坚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全面评估事业发展现状，并广泛开展调研。我们系统梳理了各实验室、博物馆、研究室及田野考古队提出的上百条建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文稿前后修改达33稿。特别是2025年3月以来，我们对照院党组提出的“两镇（阵）一平台”、“四个一”建设、“三个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长远筹划和工作要求，将其核心要义逐一融入《规划》文本，确保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紧密衔接。

　　《中国社会科学报》：《规划》内容十分丰富，其主体框架和核心板块是如何设计的？

　　梅忠堂：《规划》全文约2.6万字，共设11章、22个专栏。它立足于全院考古事业发展全局，以学科战略布局和重大学术问题为牵引进行谋篇布局。内容不仅涵盖学科建设、重大课题研究等核心学术领域，还专门对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功能性平台搭建、中外合作考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等支撑考古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方面作出了部署。各板块之间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发展蓝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学科发展与科研布局方面，《规划》提出了哪些战略性新思路？

　　施劲松：《规划》强调，未来的考古科研工作要紧紧围绕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着力推动研究工作的战略重塑，实现“田野发掘与研究阐释并重”“国内考古与国外考古并重”到“科研方式与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三个战略转变。为此，我们专门设置了“学科战略布局”章节，旨在深化考古学理论研究，强化新兴交叉学科和冷门绝学布局，同时大力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深度融合，以及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广泛合作，充分释放学科交叉的创新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围绕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规划》部署了哪些重大研究工程？

　　梅忠堂：《规划》重点部署了“五大问题研究工程”。一是重大理论和文化研究阐释工程，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的考古学阐释。二是重大学术前沿及基础研究工程，涉及中华先民基因图谱、现代人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等关键课题。三是学术戍边重大问题研究工程，加强边疆地区考古研究。四是重大田野发掘研究工程，对关乎中国史前史与早期文明史的核心遗址持续开展发掘和研究。五是世界文明互鉴考古研究工程，推动与世界古代文明核心区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考古合作。这些工程旨在推出一批立足学术前沿、服务国家需求、传承民族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并配套推出系列出版计划，为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技考古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规划》在此方面有何创新部署？

　　施劲松：我们将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创新能力建设视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优先事项。《规划》明确提出，要全力建设战略型、创新型、引领型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目标直指考古技术创新的“全球引领者”和文物修复保护的“国家队”。具体包括建设国家级实验室集群、打造现代化实验室方阵、推进实验室标准化体系建设三大目标，并规划了一系列前沿重点研究领域，推动考古学大步迈向科技融合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平台建设、国际合作与田野工作保障等支撑体系方面，《规划》有哪些具体安排？

　　施劲松：在平台建设上，《规划》着力打造“三大功能性发展平台”矩阵：一是理论阐释与咨政宣教平台，二是科研协作与创新激励平台，三是科教融合与人才培养平台。这些平台将发挥引领方向、创新组织、融通资源、服务实践的关键作用。

　　梅忠堂：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球布局。未来将聚焦世界古代文明核心区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要遗址，培育中外联合考古示范项目，建设海外考古研究中心或基地，提升中国考古国际话语权，向世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明底蕴。

　　在田野考古保障方面，我们深知工作站、考古队是考古事业的基石。《规划》将建设高水平考古站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明确提出建设“标准化、平安化、数智化”的考古基础设施支撑保障体系。我们将资源向一线倾斜，改善硬件设施和科研生活条件，计划在二里头、殷墟、牛河梁、陶寺等一批重大遗址率先开展“三化”建设试点，打造代表国家队形象的模范站队和工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当前考古事业发展中存在的挑战，如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等，《规划》提出了哪些应对之策？

　　梅忠堂：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规划》注重优化人才工作机制，着力营造尊重人才、大胆使用、竞争遴选、以实绩评价的良好环境，完善考古人才体系化培养路径，为推动考古事业长远发展积蓄核心力量。

　　施劲松：考古源于人民、为了人民。《规划》强调要深化公共服务，办好中国考古博物馆，探索建设总—分馆体系，打造一系列博物馆公共服务品牌，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让考古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滋养人民。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确保《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

　　梅忠堂：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规划》设立专章对组织保障作出部署。我们将把党的领导贯穿于规划实施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考古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决贯彻落实“三项共识”要求，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考古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院党组关于考古事业的规划部署上来，以严的基调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同时，建立健全《规划》落实的专项工作机制、支持机制和督促汇报机制，以改革精神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组织科研”，确保各项任务落地生根。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落实主体，将制定详尽的实施细则和步骤方案，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协调各方力量。我们坚信，在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全体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将《规划》扎实落实，书写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的辉煌新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段丹洁 张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