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具身智能（Embodied AI）已成为继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的一个热点领域。可以预测的是，它将成为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从字面上理解，具身智能就是具身化的AI，即将AI融入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物理实体，为“大脑”赋予“身体”，使得它们具有像人一样感知、学习和与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于是，市场上充满了各种具身化AI产品，如扫地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然而，这些产品仅将身体视为物理载体，其硬件与环境的互动缺乏真正的发展性耦合关系，与一台程序化洗衣机并无本质差异。这种“具身性”标签的滥用，暴露出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何为真正的身体？身体仅是认知功能的偶然载体，还是心智构成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具身智能发展的根本方向。

　　具身智能的历史演进及“身体”的出场

　　AI研究的原始驱动力在于对人类智能本质的模仿与复现。因此，对人类智能的理解，从根本上塑造了AI研究的路径与形态。回溯近代哲学传统，以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为基石的主流观点，将人类心智的核心封闭于大脑之中。由此衍生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将复杂的心智过程简化为大脑内部抽象符号的纯粹运算与表征。在这幅图景中，身体的作用被忽略，它仅被视为一种被动的、功能性的外围设备，承担着向大脑输入感知信号和执行大脑输出指令的初级任务，其本身与认知的实质内容无关。

　　早期AI研究的核心范式深受此思潮浸染。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机器智能的达成，关键在于通过对符号的形式化操作，以精确模拟大脑的符号处理过程，即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与此同时，AI领域中另一重要流派——致力于模拟大脑神经生物结构的“类脑计算”，其焦点虽转向了生物神经网络，却同样未能突破身心二元论的桎梏。因此，这一阶段的AI可被恰当地归类为“离身智能”（Disembodied Intelligence）。

　　离身AI在模拟人类某些高级符号计算能力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当面对真实世界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时，其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于是，约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认知科学内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以纯粹“计算—表征”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科学，逐渐让位于以具身心智为核心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这场认知革命的核心洞见在于：智能行为绝非大脑之中的封闭产物；相反，它涌现于主体的身体、嵌入其中的大脑以及周遭环境三者之间持续、动态且紧密的耦合互动过程之中。由此，“身体”从认知舞台的边缘被推至聚光灯下。“身体”的出场不仅是对过去的修正，更是一场关于智能本质理解的深刻变革，它标志着我们开始将身体本身视为智能不可剥离的核心维度与生成源泉。

　　具身智能理论中“身体”概念的逻辑困境

　　具身智能理论的核心诉求在于通过引入“身体”概念，打破传统离身智能中将智能视为纯粹符号操作或抽象计算的范式，强调智能行为源于智能体与其所处物理环境的具身化、情境化的动态交互。然而，“身体”概念本身在具身智能的框架下面临着深刻的、难以化解的逻辑困境。这些困境不仅挑战着理论的严谨性，也直接关系到具身智能作为独立研究范式的可行性与实践路径。

　　首先，“身体”概念的定义难以摆脱循环论证或依赖模糊的预设。若试图将身体定义为“执行行动的物理部分系统”或“实现行动—环境耦合的功能性结构”，那么“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心智色彩浓厚且需要澄清的概念。什么样的物理过程才能被称为“行动”？它是否必须由一个有意图的“行动者”（Agent）发起？是否必须具有目的性、意义或目标导向？然而，“意图”“目的”“意义”“行动者”恰恰是具身认知理论希望借由“身体”和“行动”来解释的心智核心特征。用“行动”来定义“身体”，反过来又需要用“身体”作为基石去解释“行动者”及其心智属性，这就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定义“身体”似乎必然预设了某种心智模型或主体性，而这正是具身理论试图从底层颠覆的对象。

　　其次，“具身化”内涵存在分歧，且需付出高昂的本体论成本。对于AI或机器人而言，“具身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并由此衍生出两种主要的理解路径，各自伴随着显著的困境。弱具身观点认为，身体本质上是一个物理性的功能载体。具身智能的关键在于系统在信息处理层面实现了“具身化”的功能角色，身体的物理载体并非本质，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特定的功能和交互模式。然而，这种解读面临两大质疑：一是本体论空洞化，如果身体的本质在于其在抽象功能模式中扮演的角色，那么身体本身作为物理实体的特殊地位就被削弱了。“具身化”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描述性标签，而非构成智能的必要条件，这与离身智能的功能主义难以彻底区分，无法为智能的“具身”特性提供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二是“幽灵具身”的风险。一个完全在虚拟环境中运行、通过键盘鼠标与模拟世界交互的智能体，只要其内部结构模拟了具身交互的动力学特征，是否也算“弱具身”？这大大稀释了“具身”一词的物理意义。

　　强具身观点认为，真正的具身性根植于生命有机体的生物学和现象学特性。根据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等人的观点，身体不仅是功能载体，更是维持生命体、自我保存的本体论基础。智能是活的身体在与环境互动中涌现出来的。然而，将此模型应用于AI带来严峻挑战：当前的AI和机器人，无论多么复杂，尚不具备生命有机体的基本特征。强行将基于生命的“身体”概念套用于非生命的机器，存在范畴错误的风险。并且，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就必须采纳一整套关于生命如何从物质中创生的复杂理论，大大增加了理论负担和验证难度。 最后，身体中心主义的阴影与新二元论的隐忧。具身智能理论在批判“脑中心主义”时，将身体推向了舞台中央，却可能不经意地滑向另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身体中心主义”。传统认知科学常被批判将大脑视为“笛卡尔剧院”，内在的“小人”（Homunculus）在脑中观看表征并决策。具身认知理论破除了脑的内部表征中心地位，转而强调身体的行动与环境互动。然而，在某些论述中，身体本身似乎成为新的“笛卡尔剧场”，成为感知的源头、行动的发起者、意义的生成地，这仅仅是用“身体小人”替代了“脑中小人”。这种对身体的过分强调，可能只是掩盖了对某种内在主体性或心智内核的预设，未能真正克服心物二元论。

　　从实体身体观到过程身体观

　　上述关于具身智能中“身体”概念的定义困境，其根源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对身体的特定理解。正如江怡在《中西哲学身体观之比较及其启示》中指出的，“西方哲学家们更重视‘身体’的存在意义，从‘对象’和‘主体’方面去理解身体，把身体看作人与世界的交往方式、途径或手段”。这一倾向的典型体现便是笛卡尔将身体视为与心灵平行的实体。即便到了梅洛-庞蒂那里，身体虽被视为我们在世存在的现实依据，其分析路径依然潜在地将身体从浑然一体的生存体验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需要被解释的“物”或“对象”。在西方哲学传统下，“具身性”的含义本质上都在于尝试“把原本属于身体的精神以身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对身体的对象化及其隐含的“主客二分”，正是导致前文所述逻辑困境的深层哲学根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哲学传统对身体的理解。中国哲人更倾向于从“自我”与“行动”的动态统一过程中把握“身体”概念，将身体理解为行动主体。这种理解有效规避了前述困境，其关键在于中国哲学赋予“身”一种过程性与本体性，而非将其视为僵化的实体或纯粹工具。古汉语“身”字本身便蕴含了动态活动的本质。东汉刘熙《释名·释形体》言：“身，伸也，可屈伸也”，强调了身体的屈伸功能与动态适应性。道家视“身”为生命存在的根本载体与修行基础。《老子》第十三章直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深刻揭示出身体是人之存在无可回避的实在根基，而非可剥离的工具。儒家经典更将“身”的意义充分动词化，使之成为道德实践与价值实现的场域。《论语·子路》载孔子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处之“身”，既指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物理存在，更指向其端正行为之于社会影响的核心作用。

　　中国哲学身体观的核心洞见在于：身体即生命展开其自身的存在过程，认知（包括道德认知）在此过程中涌现。简单来说，中西身体观的根本差异可归结为：“我拥有一个身体”与“我即是身体”。前者代表了一种对象化的、个体本位的、隐含“形（身）—神（心）二分”的实体身体观；后者则指向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强调“形神相即”“身心一如”的过程身体观。

　　综上，具身智能发展遭遇的理论瓶颈，其深层症结在于西方哲学中根深蒂固的对象化实体身体观。中国哲学传统的身体观以其生命统摄身心的根本立场和以行动定义存在的实践导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哲学出路：它避免了“身体”定义的循环论证。因为在中国哲学视域中，身与心、知与行并非先验分离、需要定义的独立实体，而是同一生命过程的不同面向。如今，通用人工智能的深刻技术革命呼唤其哲学基础的根本转型。中国思想传统或许能为克服当前具身智能困境、解锁通用智能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