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之间: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

2025-12-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微信公众号

— 分享 —
链接已复制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增长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机制方面的奠基性贡献。这一评选结果不仅肯定了创新和知识产权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也让“创造性破坏”再度成为理论焦点。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理解创造性破坏的学理内涵、制度条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一种解释增长的框架,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制度、市场与创新的互动逻辑。

  创造性破坏的内涵与测度

  “创造性破坏”一词最早由熊彼特1942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强调创新通过创造性破坏机制驱动长期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新企业淘汰旧企业、新产业替代旧产业的动态演化。这一过程中,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再配置,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动力。阿吉翁和豪伊特在熊彼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创造性破坏”为核心机制的内生增长模型,将创新活动与技术更迭过程系统化纳入增长方程。模型中,技术进步表现为一系列离散的创新事件,每次创新都会带来更高效率的新技术,从而使旧技术和旧企业退出市场,并推动生产率持续提升。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速度,也即创造性破坏的强度。创新越频繁、替代过程越迅速,资源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越充分,经济增长也因此更具内生动力。

  理论上,创造性破坏反映的是技术前沿被替代的速度,其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低效率企业被淘汰,资源重新配置;二是创新激励被强化,新企业进入推动长期增长;三是制度层面,市场竞争、破产制度、金融体系等共同决定替代过程的效率。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展出多种衡量创造性破坏的视角,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类。一是通过企业进入与退出率、岗位创造与销毁的动态来刻画产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二是生产率分解方法,通过“重分布项”反映资源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的过程,被广泛视为创造性破坏在生产率层面的实证体现;三是利用专利被引关系分析技术溢出与竞争互动,从创新替代与技术边界更新的角度揭示技术层面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四是将破产、重组与法律退出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强调制度环境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约束与激励作用。总体而言,这些不同的实证方法共同揭示出: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种经济动态,更是制度、市场与金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制度与市场交互下的

  创新驱动增长

  作为创新支持经济增长作用的具体发挥形式,创造性破坏的部分特征也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创新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创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支撑作用的实现又受到制度、市场交互的影响,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一般创造性破坏的特征,既体现出市场竞争逻辑,又深受政策与制度环境形塑。

  在制度层面,中国的破产制度改革构成了创造性破坏机制的重要制度基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法治化退出阶段,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破产程序的适用率依然偏低。2020年,全国约有289.9万家资不抵债企业,但仅约0.1%进入正式破产程序,显示出企业“退出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随着全国破产信息平台的建设、专业破产法庭的增设以及预重整机制的试点推进,司法效率显著提升。破产案件从受理到结案的平均周期由2015年的约500天缩短至2021年的不足300天,重整类案件的占比也明显上升。这些改革有效降低了企业退出的制度摩擦,使“退出”环节更加规范、透明和可预期,为创新与重组之间的衔接提供了制度性支撑。

  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正成为创新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维度。技术进步与产业更新推动就业结构加速重构,传统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部分低附加值服务业出现就业收缩,而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与新兴服务业则吸纳了大量新增就业。从短期来看,这一过程固然造成了结构性失业与技能错配,部分中低技能劳动者面临职业转换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重新配置和技能升级将成为推动创新扩散与社会福利提升的关键机制。政策层面应强化灵活用工与终身职业培训体系,通过就业服务数字化、职业教育与产业转型协同机制,缓解创造性破坏的阵痛效应,促进劳动者在新经济领域实现再就业与收入增长。通过在“保护”与“激励”之间找到平衡点,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使创造性破坏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创新红利最大化,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双赢格局。

  从市场机制看,中国的创新呈现出政策驱动与竞争强化并存的双重特征。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该行业早期依托财政补贴与准入政策实现“政策性创造”,随着市场成熟逐步过渡到竞争主导的“市场性出清”。当补贴退坡、竞争加剧时,真正拥有技术优势与品牌势能的企业实现了市场地位的巩固,呈现出类似创造性破坏的周期。类似的过程也出现在光伏、互联网和教育培训等行业——政策为创新打开窗口,市场则完成优胜劣汰。这种“政策主导、市场实现”的创新与出清机制,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政策干预在初期阶段能有效培育新兴产业,推动技术扩散;另一方面,政策适时退出,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避免可能造成的“行政性过度竞争”与“结构性内卷”。

  同时,金融机制尤其是风险投资(VC)与政府引导基金,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风险投资通过支持初创企业、前沿技术与新商业模式,加速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与产业化过程,形成了对既有结构的持续替代。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不仅孕育出一批独角兽企业,也带动了传统产业的结构重组。风险资本与政策资本的互动,使中国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资本维度呈现出制度化、集群化与加速化的特征。这一过程中也存在显著的地方性差异。在引导基金制度设计更完善、资本运作更市场化的地区,引导基金体系更高效,也培育出了更多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

  正如阿吉翁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所指出的:“繁荣的社会不是没有破坏的社会,而是能让破坏成为更新的起点。”对中国而言,增强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可避免要发挥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为此,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应加快破产司法专业化进程,缩短审理时间;完善企业退出信息披露与信用修复机制,有效降低企业退出成本;减少行政保护与政策惯性,让市场竞争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选择力量;推动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共进。在此基础上,要实现对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的“超越”,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去实现创新对增长的支撑作用,而要通过优化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调,使创新更多实现“质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种增长机制,更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与制度成熟度的体现。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编辑:问严锴(报纸) 张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