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3年持续攻关，我国科研人员通过对石峁遗址核心区域及周边遗址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首次以确凿遗传学证据揭示出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前后中国北方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与人群互动图谱，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国家文物局在11月27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项关于石峁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孙周勇团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

　　考古发现勾勒“王都”气象

　　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交会地带，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其宏大的三重城垣结构（皇城台、内城、外城）、复杂的城防体系、高等级的建筑遗迹（如宫城、大型台基、疑似祭祀区）以及精美的玉器、陶器、骨器等遗物，无不彰显出当时高度复杂的社会形态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被学术界公认为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与文明进程的关键性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相关考古工作重点厘清了皇城台作为宫城区的布局，发现了大台基、祭祀区、皇城台墓地等重要功能区，呈现出“居、葬、工”合一的清晰规划，为研究河套地区早期宫城结构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皇城台发现的制骨遗存数量已达万计，暗示其顶部可能存在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皇城台墓地已发掘的110余座石峁文化墓葬，等级差异明显，高等级墓葬拥有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随葬品。这些发现是研究石峁社会人群分化、组织结构和文明化进程的珍贵材料。

　　然而，关于创造这一辉煌文明的石峁人群究竟来自何方？他们与周边地区人群关系如何？其内部社会如何组织运作？这些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传统考古学文化分析虽能提供线索，却难以精准揭示人群的流动与血缘纽带。古DNA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解开这些谜题提供了钥匙。

　　揭秘石峁人群来源

　　团队系统性采集了从仰韶晚期到石峁主体时期乃至更晚阶段，覆盖石峁核心区、周边卫星遗址以及晋南陶寺等重要都邑的代表性人骨样本，构建了一个在时空维度上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数据集。在数据分析阶段，科研人员通过自主编程进行大数据建模，将遗传谱系与墓葬等级、空间分布、殉葬现象等考古信息深度融合、交叉验证，历时十余年，最终“复活”了石峁古城的社会图景。

　　研究清晰回答了石峁人群的来源问题。通过对来自石峁古城皇城台、内城、外城不同等级区域以及周边寨山、木柱柱梁等卫星聚落144例人骨的核基因组分析显示，石峁文化人群的主体遗传成分与陕北本地仰韶晚期人群（以五庄果墚遗址为代表）高度一致。“这一结果强有力地证实了石峁文化人群主体是本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确立了其文化和人群发展的连续性。”付巧妹认为，这为中华文明在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坚实的遗传学证据。

　　同时，研究还揭示了石峁文化人群与周边地区存在的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交流。研究发现，石峁文化人群与中原地区的晋南陶寺文化人群遗传同源，共同植根于北方仰韶文化人群。部分石峁文化个体中，还检测到少量来自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人群以及来自以福建溪头村遗址为代表的南方沿海稻作人群的遗传成分。“这表明，在主体稳定的前提下，石峁文化与中原、草原乃至南方地区的人群存在长期、低强度的交流。”付巧妹告诉记者，尤其南方稻作人群遗传成分的北向渗透，为史前稻作农业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遗传学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未在石峁主体人群中发现欧亚西部草原、中亚等远方人群的大规模迁徙信号。学者推测，石峁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鳄鱼骨板等外来文化元素，更可能通过发达的贸易与文化网络传入，体现了早期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间接交流。

　　“石峁文化与人群呈现出‘主干清晰、多元交融’的动态形成过程。”邵晶评价道，“它以本地仰韶人群为稳定的遗传主干，同时与中原、草原和南方的农牧业人群保持长期、多层次的互动，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早期阶段的演进图景。”

　　揭开早期国家社会结构面纱

　　此次研究最引人瞩目的成果，在于首次利用古基因组学技术，精细重建石峁古城内部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并清晰透视了以父系亲缘为核心构建社会等级的运行模式。付巧妹介绍，高等级墓葬往往集中于特定的父系家族谱系中，清晰表明了社会地位与权力是通过父系血缘进行传承和巩固的。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提供了社会组织范本。长期工作于石峁考古一线的孙周勇表示：“这项研究首次用古DNA实证，中国最大规模、具备早期国家特征的史前城址内部，存在着与亲缘关系绑定的、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为我们理解河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提供了全新视角。”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认为，利用古DNA揭示大型聚落的社会结构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石峁研究达到该领域领先水平。该研究为探究东亚早期国家起源的权力继承模式、统治家族构成提供了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

　　石峁遗址的研究成果，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特别是科技考古领域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将石峁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审视，他认为，石峁遗址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欧亚青铜游牧文化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东亚已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表示，石峁遗址的古基因组研究成果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