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与同事们一起策划组织了“理解中国”系列育人项目。当时，我们提出的号召是：“了解历史中国，认识现实中国，把握未来中国，建设当下中国；在认识世界中理解中国，在理解中国中走向世界。”

　　我提出“理解中国”这一主题，首先来自自身的困惑：中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我隐约感到这个问题是导致我在学术上出现瓶颈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当时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学校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深感学生的许多思想上的问题也源于对中国的认识模糊不清。其次，阅读、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费孝通的研究，让我茅塞顿开。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传统。他还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及“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开启的“魁阁”时代，则是“理解中国”在学术界的表现。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书序中写道：“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

　　在这一问题上，“魁阁”传统给我们的启发仍需继续解读。中国和世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学术任务不会停止。“魁阁”传统为我们树立了如何完成好这一任务的典范，而费孝通等前贤则为我们提供了可比较的坐标，即中国社会变迁的比较。“魁阁”传统内涵丰富，值得挖掘的学术议题有许多，不同的学科可以获得不同的滋养。我按照“理解中国”这一思路简略地把这种传统概括为建设中国、社会基础、文化自觉、实地调查、教学方法，这些方面又同时构成了那一时代、那一批学者对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的探索。

　　第一，建设中国的抱负。费孝通不仅具有深厚的中西方学养，其对社会科学的“效用”始终有着明确的目标。费孝通曾经回顾，马林诺夫斯基说他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是一个从社会人类学来解答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的问题的人。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文化，为此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一直坚持到暮年。

　　他始终坚信“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这种理念并不是要放弃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也不是放弃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而是更加明确了科学地认识中国的重要性，更加明确了社会研究要具有中国主体性，要能够服务于解释中国和建设中国。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但是目标和理念一以贯之。这一理念对我们这些后学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以富有中国主体性的扎实研究来履行时代使命。

　　第二，社会基础的追问。中国社会是怎么样的，核心是中国社会怎么构成，又如何存在，也就是追问中国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不同时期都有政治家和学者研究这一问题。以《乡土中国》为例，围绕这本书有许多解读，可以常读常新。我的理解是，这本书的写作实际是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呈现和解释中国乡村是怎么构成的、怎么被组织起来的，其中的人如何生活，说到底就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基础问题。费孝通始终敏锐地观察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所谓变迁就是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变化。

　　社会基础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其变化反映着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是洞悉社会变迁的窗口；另一方面，社会基础是诸多上层建筑中的基础性要素，是国家治理中不能忽视的方面。国家要解决社会基础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任何变革又都受到社会基础的约束。中国历史上一切失败的“变法”，其失败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不能改变社会基础或严重脱离社会基础。

　　以法治为例，费孝通提出了他的经典之问，即现代司法与乡村社会的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导致破坏了既有的社会控制和乡村秩序，又不能建立新秩序。当代学者中，苏力、冯象、梁治平、朱晓阳等都对费孝通的这一问题做出过回应。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可以理解为法治建设所面对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资源条件、社会需求等一系列对法治起支撑或制约作用的基础性、结构性要素，是国情和实际因素的集中反映。这些因素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社会事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侯猛汇编的《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导读》，继承了费孝通学术的这一问题意识，把社会与文化作为法律研究不可回避的条件，同时视作法的存在性条件。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过程中，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始终在变化，如何处理国家治理和社会基础的关系，是社会科学始终需要全面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实地调查的坚持。在方法上，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学者开拓、开创了社区研究法、以类型积累为目标的“微型社会学”等实地调查方法和研究进路。在领域上，费孝通的研究不仅包括不同类型的乡村，还包括城市、工厂、企业等。在对象上，既有汉族社会又有少数民族社会。在地域上，早期以江村为起点、以云南为重镇，之后则覆盖了中国疆域的各个部分，也因此，我们要注意到费孝通的学术传统中有边疆研究、民族研究这一重要的脉络。

　　费孝通对实地调查的重视和践行不仅仅是出于方法的考虑，还是其“从实求知”的学术态度的体现。他曾经回顾，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不是基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发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这个问题。可以说，从实求知的态度和操作上采取实地调查使费孝通能够提出和发现一系列的问题，正是广泛而深入、与时俱进的实地研究，使费孝通能够全景式、全视域、动态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极端重要的命题和理论。

　　第四，文化自觉的思索。费孝通首先提出文化自觉，即“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他追问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并指出文化自觉既不是“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文化自觉要在“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文化自觉就是对我们自身传统的认知，对实践保持不断反思，更准确地探寻适合自身的定位、道路、生存方式。并且，这种文化自觉的获得需要广阔的视野。一是就国内来讲，不仅要看汉族社会，还要研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要看多元中的一体以及一体中的多样，也就是要对中国文化有更加整体性的认知。二是要在世界维度更好地自我确认。这种文化自觉既是理论的自觉，也是作为主体的反思性。没有文化自觉，就不会有中国主体性的知识生产。

　　第五，教学方法的反思。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的写作过程做了说明，其中反映出其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他说：“这门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为什么“不很惬意”？是因为美国教材无法回答中国乡村社会是怎样的。二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知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完成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三是教学过程是一种带着同学们探索未知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传授已知。四是费孝通特别注重他在伦敦学到的研讨会（当时音译为“席明纳”）等教研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师生平等交流又具有学术反思的课堂教学法。费孝通的教学法，说到底就是研究型、探索型、引领型、研讨式的教学，是教—研—学相互促进的教学，是构建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实践，是知识生产型的教学。今天，我们作为大学教师和学者无疑应该反思这些教学方法在普遍设立、采纳的同时，是否真正保留了前辈学人的初衷。

　　总之，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魁阁”学者所开创的研究传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深入认识并继承这一传统，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来。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