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工智能邂逅《红楼梦》、当大数据解析《鲁迅全集》、当算法试图勾勒一部浩渺的文学史——数字技术正重塑文学研究的学术版图与方法论根基。这场由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本质、批评主体性与学科未来的大思辨。学术界正在激荡的思潮中，探寻一条融合共生之路，以期在新时代焕发文学研究的蓬勃生机。

　　传统的文学研究，宛如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长期耕耘于经典文本的方寸之间。学者们凭借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感悟与哲学的思辨，在字里行间探寻微言大义，强调对文本深度的挖掘与批评者主观的阐释，其成果多以论文、专著为载体，偏重于共时性以及对历史性个案的剖析。这种方法被誉为“细读”，奠定了过往文学研究的辉煌基石。

　　当前，数字浪潮的奔涌而来，为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宏观视野与量化工具。“数字批评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诸多不足。”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蒋济永认为，数字批评的冲击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革命性拓展上。它有力地突破了长期聚焦于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经典偏见”，将学术视野从有限的经典巨著，拓展至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档案文献乃至海量的非经典文本，为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新大陆”。

　　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于研究方法的颠覆性创新。借助词频分析、情感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主题建模等前沿计算手段，研究者得以穿透文本表层，揭示文学作品深藏的“隐性结构”与“集体模式”——那些潜藏在文字肌理之下、连作者本人都未必察觉的无意识风格模式、时代语义的变迁轨迹以及读者接受的宏观趋势。

　　这种通过宏观分析海量文本来弥补传统细读局限的方法，被称为“远读”。其早期倡导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创始人弗朗科·莫莱蒂曾言，这是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理解更多内容。然而，这种“远读”与数据化分析，也引发了对于文学批评客观性与人文内涵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元龙提醒道：“真正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完全技术化，因为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不能止步于现象描述。”他认为，数字技术能提供海量数据、凸显宏观或微观现象，却难以独立产生触及灵魂的学术洞见。AI虽能全面搜索相关概念，但无法真正理解其丰富、流动的人文内涵，更难以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复杂的文学批评实践。

　　学术界普遍意识到，算法逻辑未必能充分解码复杂的审美体验与深刻的情感共鸣，量化指标也难以精准捕捉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创新意义及其不可复制的神韵。“就目前看，算法逻辑确实无法充分涵盖文学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数据分析也难以精准捕捉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和创新意义。”蒋济永坦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量化指标往往难以全面反映文学的人文内涵。但随着AI学习能力的增强和智能化，它一定会克服当前的不足。”这既是对技术未来潜力的审慎展望，也包含着对当下固有局限的清醒认知。

　　尽管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数字批评的发展已成磅礴之势，不可逆转。在数字人文的强劲推动下，文学研究正经历一场从传统主观经验判断向客观数据计算与人文阐释深度融合的范式转变。如何让数字技术更有机、更深刻地融入文学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与探索的前沿焦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聂珍钊强调，数字批评的核心在于构建“数据驱动—算法分析—文学批评”的新范式。这远非计算工具的简单应用，更是文学批评体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一场深刻革命，其意义堪比显微镜之于生物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数字人文与计算批评实验室负责人赵薇看来，破局的关键在于方法的多元融合与研究者主体地位的重申。“计算建模的运用与任何一种批评理论的实践一样，都离不开人的主观意志的主导。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阐释工具。”她主张建立一种能够自由“伸缩”的批评方法，即融合了文学建模、数据分析和传统细读等多种手段的综合性研究路径。计算批评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思想在文学模型构建以及运用模型进行推理和论证中的核心作用。

　　赵薇形象地提出，目前人工智能的“黑箱”特性阻断了用细读验证“远读”的完整路径，因此她倡导的并非单纯的“远读”，而是一种能够根据研究问题与对象，灵活调整观察尺度、在宏观与微观之间自如切换的阅读策略。她同时提出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实践难题，即如何将文献梳理、理论建构、文本细读以及图表公式等建模和实验设计、数据分析过程合理地整合到写作中，使其文体成立，成为一个关键点。这种融合了多种元素的写作和批评方式，亟须学术界展现出更大的包容度与接纳力，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人文学科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蒋济永则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给出了警示：“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批评者需要在掌握数字技能的同时，坚守人文精神的内核。技术赋能为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视野，但我们也必须警惕技术异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他特别提出，如果文学创作与批评完全迎合算法推荐或数据反馈，作品极易陷入同质化、模式化和浅薄化的困境，丧失文学最宝贵的独创性与深刻性。

　　展望未来，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可计算的人性深度、复杂幽微的情感体验、超越时代的审美独创性与思想洞察力——依然是其永恒魅力的基石。这些价值不会因传播媒介的变革而褪色，反而可能在技术理性的映衬下，愈发璀璨与珍贵。

　　马元龙坚定地认为，尽管数字技术能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供极其强大的辅助工具，但文学批评的灵魂始终只能是“人”的事情，而非“机器”的事情。他强调，如果文学批评被简化为冰冷的数据统计、概率比对和模式识别，那么所谓的“数字批评”便丧失了其批评的根基与意义。“文学批评的真正任务不仅是理解一个文本，更是借助对文本的理解来更好地理解自己，实现精神的升华与存在的澄明。”

　　在数字时代，理想的文学批评新形态并非简单地依赖或排斥算法，而是在强烈的人文关怀与批评意识驱动下，让批评者的细读体验、生命感悟、历史视域与冷峻的算法结果进行反复的交锋与对话，并与悠久的文学传统、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展开深度连接。在这一充满张力的动态过程中，技术最终应服务于让“人”的维度——人的情感、人的思考、人的批判精神、人的价值关怀在数字时代得以更充分、更深刻、更具创造性地展现，并焕发出新的光彩。

　　数字技术为文学研究装上了强大的“引擎”和“高倍显微镜”，极大地扩展了其认知边界与研究能力。但航向的设定、问题的提出、意义的阐释，以及最终价值的判断，仍需深沉的人文精神与敏锐的审美感受力来指引。这场由数字技术引发的深刻变革刚刚拉开序幕，它的最终样貌与未来走向，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在技术与人文、工具与价值、创新与传承之间，找到那个充满动态张力、智慧的平衡点。这场思辨与实践，不仅关乎学科自身的发展，更关乎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守护和弘扬人之为人的精神与文化主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  段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