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旧矛盾叠加碰撞，治理赤字持续扩大，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智慧与担当。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内核，指引我们共同破解一个根本性难题：如何让全球治理体系真正承载起全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盼。 

　　首先，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只是治理体系的旁观者，而是重塑治理格局的主力军。当下，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三大困境：代表失衡、规则滞后、行动乏力。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被边缘化，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占比不足四成。这种结构性失衡，使治理体系难以应对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跨越国界的挑战。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发展鸿沟等全球性挑战，而作为新兴力量的全球南方正从治理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全球南方涵盖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80%、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40%以上，群体性崛起不仅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更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南方参与治理改革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全球南方国家应携手填补代表权的缺口、共同设计代表未来的治理框架。 

　　其次，全球南方国家正成为规则制定的“共建者”。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殖民体系下的被压迫者”到“冷战时期的依附者”，再到“全球化时代的积极参与者”，并向“全球治理规则的主动塑造者”方向演变。二战后，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首次以集体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全球气候等领域的议价能力显著提升。

　　如今，全球南方国家通过金砖国家机制、77国集团等平台，在人工智能伦理、深海采矿、跨境数据流动等规则制定中集体发声。例如，中国与30多个国家共建的国际调解院，打破了西方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垄断。非盟加入G20更是标志着全球决策机构迎来历史性重构。这些实践印证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主张：国际规则不应由“胳膊粗”的国家单方面书写，而需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多元文明共同锻造。当全球南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需求、气候脆弱国的安全诉求、新兴经济体的创新经验融入新规则，打破“富国定规则、穷国守规则”的旧秩序，全球治理才能真正具备包容性基因。 

　　最后，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成为治理转型的“推动者”。面对个别国家“脱钩断链”的逆流，全球南方国家以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从东南亚国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到拉美国家建立排除域外干预的和平对话机制；从非洲大陆自贸区激活13亿人口市场，到“小岛屿国家联盟”在气候谈判中迫使发达国家通过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这些实践生动诠释了全球治理倡议求同存异的智慧。

　　与此同时，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地还将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该倡议跳出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精准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升级、数字经济转型等领域的迫切需求。其一，在治理结构上，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争端机制革新，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新兴力量获得相匹配的话语权；其二，在资源流动上，建立“中国—联合国南南发展支持机制”，有利于引导资金与技术向清洁能源、数字基建等关键领域倾斜；其三，在能力建设上，依托上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等平台，培育本土化治理人才，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迈向机遇共享的网格化生态。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需要全球南方国家集体行动，更需要中国等新兴大国发挥引领作用。一是要强化机制建设，构建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升级南南合作平台，以金砖国家合作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机制为基础，推动形成“全球南方治理协调网络”。此外，扩大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资本规模，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成员范围，聚焦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建立“南南数字合作联盟”，推动技术转让和标准互认，缩小数字鸿沟。二是聚焦发展优先，以全球南方发展破解“治理赤字”。以“小而美、惠民”为原则，推进农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丰富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可再生能源、节水农业等能力建设。反对“脱钩断链”“技术封锁”，构建“南方国家产业链合作网络”。三是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全球南方国家应联合反对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等霸权行径，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例如，针对个别国家滥用“实体清单”打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可在WTO框架下提起诉讼，推动制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防止技术霸权。此外，围绕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生物多样性等新兴议题，提出“南方方案”，提升全球议题设置能力。四是深化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治理智慧。通过举办“南方国家文化论坛”“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构建“全球南方文明对话机制”，促进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以中国“精准扶贫”“枫桥经验”等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思路。

　　当然，机遇永远与责任同行。全球南方国家需以更大魄力打破“资源诅咒”，将矿产财富转化为科技竞争力；需以更强团结抵制分化挑拨，在粮食安全、债务重组等议题上形成共同方案；更需以主人翁精神参与人工智能、外空治理等前沿议程，防止新领域成为新的全球不平等源头。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已用行动表明决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而是为发展中国家带去清洁能源与技术；将南南合作基金增资至40亿美元，在60个国家实施180余个民生项目。这种知行合一的担当，彰显了全球治理倡议注重行动导向的精髓。

　　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中心”走向“多元共治”，从“霸权主导”转向“命运与共”；取决于我们能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转化为遍布各大洲的丰硕果实。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