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榕江县，“村超”足球赛点燃了全民热情，撬动了县域经济的强劲增长，助力当地旅游收入突破200亿元大关。江苏大地，“苏超”企业联赛激活全省体育消费一池春水，更探索出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范式。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从体育消费的迅猛增长，到赛事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拉动区域协同的生动图景，这些鲜活的“中国案例”已不仅仅是产业爆款的孤立现象，正成为学术界重新审视体育与经济关系，推动中国体育经济学研究从引进吸收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密钥。当传统理论难以完全解释这些扎根中国大地的丰富实践时，一场深刻的学科转型与知识体系构建正在悄然进行。

　　“一位著名运动员的转会，能带动球队门票价格飙升数倍；英超联赛年均转播收入惊人，但其产品复制成本却趋近于零，这使得顶级赛事转播权成为极度稀缺的资源……”山东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孙晋海表示，体育产业、赛事经济、无形资产等研究客体具有独特性，决定了体育经济学是一门交叉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当前，体育领域如何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数智技术如何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平衡职业体育的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等，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核心谜题”。因此，体育经济学理论演进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立足自身特性，形成独特的学科范式。

　　面对国际学术界已有的理论框架，中国学者并未止步于引介与跟随。武汉体育学院教授沈克印将本土研究的贡献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深入阐释了“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在中国语境下的协同融合路径；二是对“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体育消费城市、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议题进行深度探索；三是在中国特色体育产权、治理结构等前沿问题上展开了积极研讨。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时差”。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陈元欣坦言：“当前，理论研究或多或少仍依赖于欧美成熟市场的经验框架，而中国体育产业在实践中走出了独具特色的新路径。”无论是公共体育服务的创新供给，赛事经济模式的多元探索，体育产业统计体系的持续完善，还是“村超”“苏超”充分展现体育在社会治理、文化认同、健康促进等方面价值的典型案例，这些丰富的“富矿”尚未被系统提炼、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理论。

　　中国体育经济学者敏锐地意识到，源自西方成熟体育市场的经典理论，在解释中国本土蓬勃生长的实践时，常常显得力有不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叶俊基于对贵州“村超”的深入调研发现，其成功不仅在于政府的积极引导、策划与保障，更在于深度挖掘并利用本地体育和民族文化资源，尤其在于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当地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参与赛事各环节，才是其火爆“出圈”的根本动力。此外，新媒体的系统性运用对提升赛事传播力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体育经济进入全民共创时代的标识性案例，“村超”“苏超”生动揭示了情感经济与在地化价值的巨大潜能，使赛事经济学研究范畴跳出了以往以欧美职业体育为绝对核心的窠臼，证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同样可以成为赛事经济研究的核心议题。这些充满中国智慧的实践样本，与西方传统体育赛事经验迥然不同，迫切呼唤学者进行体系化研究阐释。

　　陈元欣直言，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些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鲜活样本，组织跨学科研究团队进行长期跟踪，不仅要量化其经济拉动效应，更要深度剖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与发展逻辑，抓住机遇，深入研究“村超”“苏超”等现象破圈、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理论阐释，不断丰富体育经济学，特别是赛事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加速构建中国体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随着2023年初新修订的《体育法》增设“体育产业”章节，体育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日益牢固。当前，正是体育经济学研究突破瓶颈、更好服务产业实践的战略机遇期。然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并非坦途，学者们清晰地看到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

　　数据的匮乏是首要难题。“缺乏扎实的数据支撑，特别是体育企业的核心经营数据与详细的消费数据难以获取，导致许多研究无法进行深入、精确的量化分析。”陈元欣说，同时，学术界存在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对中国国情和体育产业特殊性的关注尚显不足，缺乏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这使得部分学术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政府决策和产业实践的参考，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

　　要破除这些瓶颈，陈元欣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扎根中国体育产业一线，开展扎实的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和行动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凝练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模型。研究成果的输出形式也应更加多元，包括政策建议、产业咨询方案等。

　　理论成果向政策与实践转化的过程同样充满挑战。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张瑞林分析，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与体育产业成长周期的契合度有待提高。现有研究多基于产业成熟期的特征提出政策建议，可能与我国体育产业仍处于成长期的现实需求不完全匹配。二是研究成果对体育产业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战略定位分析尚不全面。

　　面对困局，当务之急是厘清体育产业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充分认识“体育+”融合发展模式的复合功能。张瑞林建议，一是紧紧围绕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突出发展体育赛事经济。要充分认识体育赛事作为产业核心和引擎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赛事与城市发展紧密融合的路径与效益。二是在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上持续发力。加强政策引导，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体验。聚焦消费引领性强的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户外运动项目，打造特色品牌，满足多样化需求。同时，大力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科技等产业的融合互动，积极培育体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是聚焦体育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加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型工业化等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与融合，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全面提升体育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叶俊从研究路径上，建议未来应深化体育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展研究视野。同时，要加强对体育产业政策、体育产业管理等相对薄弱领域的研究，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向产业发展的实际应用转化。

　　展望体育经济学的理想图景，要尊重市场机制与政策调控的协同共生关系。孙晋海认为，体育产业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因此体育经济理论的发展必须突破单一产业经济学框架，实现产业规律与体育特性的价值适配。此外，体育经济学研究要超越“流量变现”的短期思维，建立涵盖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赛事品牌长效运营、基础设施可持续利用在内的长期发展模型，实现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

　　谈及中国体育经济学的未来，沈克印充满信心，并提出三个极具研究潜力的方向。一是数字体育经济与商业模式创新领域。无论是在体育直播的互动模式、体育用品的智能零售，还是电竞产业的生态构建方面，中国都处于全球前沿阵地，这为我国学者研究新一代体育消费行为、构建体育经济分析框架提供了“试验场”。二是体育赛事推动城市群与区域协同发展的“中国模式”研究。从北京奥运会到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再到“苏超”“村超”，体育赛事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有目共睹。如何做好“后奥运时代”场馆的可持续运营，如何将赛事遗产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如何利用大型赛事促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这些都是极具中国特色、世界价值的研究课题。三是体育治理与国家现代化理论。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育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对体育社会组织改革、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以及体育在实现健康中国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目标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根植于“村超”等本土实践的沃土，中国体育经济学正开启一场立足国情、面向世界的自主创新征程。随着学术界持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一个既蕴含普遍经济学原理，又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经济学派，必将在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为全球体育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