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1906—1995）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名家，他所选注的以《乐府诗选》等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读本至今沾溉学界，既树立了诗文选注的经典性学术标杆，也彰显出着眼文学经典普及、为人民做学问的精神品格。《诗经选译·后记》有这样一句饱含深情的话“一切工作成功的秘诀就是和大众商量”，既是谦虚刻苦、实事求是学风的体现，也是文学研究需胸怀国家、社会使命的践行，更兼具遵循文学研究所方针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历史自觉，这样的学术风范令人永怀缅怀。

　　推动古代文学经典普及

　　余冠英曾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汉魏六朝诗”等课程，积极投身国文教育，学脉学风受到朱自清的濡染。朱自清的古诗研究跳出传统诗学以“比兴”解诗的窠臼，重在诗歌的题旨、命意和艺术分析，体现出历史与审美、思想与艺术综合汇通的诗学体系，这对余冠英以汉魏六朝诗歌为研究重点以及研究的观念方法都有着直接影响。余冠英的研究强调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坚守文学本位、为人民述学乃其治学特色，诚如王瑶评价他“平日治学一贯重视民间文学传统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积累和时代背景，1950年底，余冠英完成《乐府诗选》，至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这应该是新中国较早的以普及文学遗产为宗旨的古典文学读本，具有典范性意义。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汉魏六朝乐府诗所以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一则因为它本身是反映广大人民生活，从民间产生的或直接受民间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果实；二则这些诗对于中国诗歌里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笔者不敢妄想这本书成为完善的本子，但总希望它是一个可读的本子”。这里提到的“文学遗产”“民间”“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概念，以及强调选本“可读”，可谓余冠英践行古典诗文选注、致力文学普及的学术标识。《乐府诗选》的出版获得广泛好评，此时余冠英已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9月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组组长。朱光潜称许为范本，期望“新的选本陆续出来”；孙望评价“对于学习汉魏南北朝乐府歌诗的人，确是一把最好的钥匙”；王运熙评价“简明允当”，“古典文学注本中的佼佼者”。作为余冠英的第一部选本，它的著述体例、学术范式以及贯穿的“普及”性宗旨，体现出古典文学选本的经典塑造，也是文学所建所之初学术品格及成就的展现。

　　文学研究所作为国家学术机构，学风浓郁，进一步推动了余冠英的古典文学选本工作。文学所成立之初确定的方针任务包括对主要作家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首任所长郑振铎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一文，号召普及古典文学遗产，“交给广大人民享用”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余冠英秉承古典文学研究之志，按照文学研究所制定的学术规划，在1954—1959年间相继出版《诗经选》（原分工给俞平伯）《三曹诗选》和《汉魏六朝诗选》，同时还译注诗文，负责《唐诗选》的编注。古典文学普及几乎占据了余冠英全部的学术精力，这是他学术成果最为集中、学术影响最为深远的阶段。

　　余冠英是古典文学选本普及的先行者，他与同仁一起参与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系列”铸就了20世纪50年代文学所的学术丰碑，杨义褒扬这是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学者实力所做的文明传播工作。它的学术史启迪意义还在于以有组织科研呼应国家需要，倡导为人民做学问。

　　余冠英对于文学遗产的传承普及有着学者特有的敏锐和热忱，他指出，“古典文学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珍视它，尽量从其中吸取精神上的养料”，“读古典文学的困难比起读现代作品来自然会多一些……这就需要注释、介绍、评论的帮助”。诚然，古典文学的选文和注释有讲究文献考据的共性要求，但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即需要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古诗词思想艺术等层面的鉴赏、分析和评论，恰如钱锺书所称：“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

　　余冠英的古诗选本融义理、考据和辞章于一体，凡注释简约省括、言必有据，避免烦琐引典，孙望评价为“繁简得宜”“平易明晓”。凡评论力求抉发诗意旨趣之精微，发前人所未发，文辞又犹如散文诗般的流畅通达，雅洁明快，体现出深厚的古籍整理功底和古诗评论造诣，形成别具一格的选注范式。选本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传统之一，余冠英以守正创新的学术自觉书写具有鲜明时代品格的文学普及选本，使得选注具有融贯诗性、再造诗境的文学特质，凸显普及性宗旨又紧扣文学本位，这也是其选本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读来并不觉得有应景的时代烙印的原因。

　　这种选注范式的内涵，以《乐府诗选》为例，首先，选诗的标准是能够“认识汉乐府的精神和面貌”，做到人民性、艺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其次，校勘和注释是“释字句”与“述诗意”并重，“为了让读者省力，竭力少引书名人名，引用古书的时候，较难的都译为白话”，“笔者想象本书读者是国文修养相当于初中以上的程度，而且对于古典文学有兴趣的”，确立“为读者考虑”的选本原则。1956年出版的《诗经选》，定位为《诗经》的“缩本和普及本”，编选目的是把优秀的作品择要推荐给一般文艺爱好者，注释遵循训诂、文法和历史观点三者的“可通”，直到1966年集体完成初稿的《唐诗选》仍强调是“文学读本”。一部心中始终装着读者、时刻“和大众商量”的选本，也必将成为不朽的文学经典。

　　余冠英的选注范式贯彻文学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学风严谨兼具诗性绎读，衔接文学史的民间传统和文人传统，再造文学经典又融汇文学史料建设，留下了文学古籍整理和文学经典普及的宝贵学术经验。

　　建构时代需要的文学史

　　余冠英也是杰出的文学史家，1956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读〈中国文学史稿〉》一文，提出：“把已知的史实作基本正确的说明，对于作家作品作基本正确的评价，将文学史上的某些重要现象的关联性叙述清楚，力求避免主观片面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段话蕴含着深刻的文学史史识、史观和史论，也贯彻在他的选本工作中，其标志就是每部选本都撰有一篇高屋建瓴又极具学术卓见的“前言”，确立先唐文学的发展脉络，可谓“极精版”的分体文学史。

　　1958年出版的《汉魏六朝诗选》，关于乐府民歌与文人诗的关系，《前言》写道：“模仿与加工改写就是民歌过渡到文人制作的一般过程”，很精辟地概括出文人诗的一种生成机制。另外，余冠英还注重从文学史层面把握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创作主潮和艺术风貌，例如，他在《三曹诗选·前言》中写道：“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文人诗的传统里，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三曹诗歌的主要共同特征“就是现实性、抒发性和通俗性”。又如，他认为汉赋作品《七发》代表着“从《楚辞》到典型汉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七发介绍》）。这些论述与选本呈现出史论结合、言必有据的学术特色，推动了文学经典的普及，使读者在掌握优秀作品的同时又具有文学史的整体观念。

　　编写选本和前言的工作也为余冠英总负责文学所规划的《中国文学史》编写，特别是他具体负责的先唐文学段编纂积累了学术基础。该部文学史1960年完成初稿，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编写目的之一就是“供社会上想了解中国文学历史发展情况的人阅读”。这体现出着眼社会大众的一贯宗旨，也契合了时代需要，即编出遵循马克思主义观的中国文学史。

　　作为在古典文学领域深耕的学术名家，余冠英无论是在整理研究还是编写文学史中，都自觉承担起普及、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启迪文学研究者让文学遗产里的文字活起来，用文学谱写时代之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