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路遥于1992年11月因病逝世，迄今已经33年。30多年来，路遥时常被人提起，作品持续火热，尤其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纸质作品常销不衰，同名电视剧也广受欢迎。一个作家去世30多年，仍被人们以各种方式惦记着、怀念着，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形隐含的某些意蕴，对于我们理解和深思文学创作的要义，以及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等话题，也都极富启迪意义。

　　路遥的创作获得成功，路遥的作品广受欢迎，有诸多个人的和时代的缘由，但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坚定不移，在现实主义方向上的守正创新。因为持有现实主义写法，他的《平凡的世界》在一开始被不少人严重忽视，寻求发表时处处受阻；因为葆有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平凡的世界》又为更多的读者所喜爱，成为常销不衰的文学经典。这里边包含的诸多意味，值得人们深长回味，更值得人们深入反思。

　　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新时期伊始，路遥便相继推出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等，这些作品在寻常题材里显示出对人之命运的强烈关注，读来令人有五味杂陈的痛楚感，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1982年写出的《人生》，更令人为之惊喜。这部作品不仅把路遥擅长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以高加林的性格矛盾和两难选择使作品充满了引人深思的开放性与复杂性。如果说这些作品都是运用了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话，那么，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可以看作现实主义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恩格斯有一个经典的表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句话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现实主义要求细节的真实，二是现实主义要求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两层意思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方法的基本要素。

　　路遥显然深谙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髓所在，他从创作的一开始，就严谨持守现实主义创作所要求的“细节的真实”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20世纪80年代，有关新观念、新方法的文学浪潮正在文坛蓬勃兴起，他不仅淡定从容、不为所动，反而觉得“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他恪守自己的理念，坚持自己的追求，几乎是以“打一个样”的文学姿态，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他在《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中，注重故事细节逼近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与生动性，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特别注意写出人物与环境、与时代的相互关联。作品通过描写孙少安和孙少平两个普通农村青年在艰难困苦中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以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勾连。他们几乎是在无奈又无望的境况下，迎来改革开放的喜人春风，他们抓住了这一时代契机，命运由此开始改变。孙少安搞承包，办砖厂，在挫折中不断奋起；孙少平被招工，因勤奋努力和乐于助人，成为优秀工人。作品还写到了毛主席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安徽小岗村土地承包等重大事件，这既是主人公的亲历亲见，也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由此，作品通过一个北方村庄、两个农村青年艺术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社会境况与农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注重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相互关联，使得路遥的小说创作有力地超越了农村题材的传统规范。同时，他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内力，那就是“努着劲前行，咬着牙奋斗”的坚韧追求，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奋斗精神。

　　饱满的现实主义精神

　　路遥的小说创作，既严格操持现实主义手法，更富含饱满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带有路遥自己显著的个性特点，那就是高扬人民性，凸显主体性。

　　现实主义精神里包含一个重要理念，那就是着眼于人，落脚于人，高度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与人的命运，即要把人民真正放在中心位置，在创作中把人民作为表现的主角，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笔端。同时，由于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真诚地面对生活，听从自己内心的命令，在创作中作家主体力量的投射至关重要。如果作家的主体力量不充足，自身的精神层面不丰厚，作品的精神蕴涵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思想内涵决定作品的精神蕴涵，现实主义精神取决于作家的主体精神。

　　从《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描写上看，路遥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到 《人生》所表现出来的紧贴时代为凡人造影、切近人民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有了显著深化。这不仅表现在他力求把重大事件的简要勾勒与日常现实的细腻描绘交织起来，充分揭示生活的大波微澜和时代的悄然变化上，还表现在他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对“我们”这一特殊人称的刻意强调和独特运用上。读 《平凡的世界》时，“我们”会不断地跳入眼帘。写景时有“我们”：“在我们的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在默默地开放在山野地里。”叙事时有“我们”：“一刹那间，我们的润叶像换了另外一个人。”议论时有“我们”：“在我们短促的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幸福往往也与我们失之交臂。”在这里，“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述方式在第三人称中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品人物群体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由局外引入局内，使读者时时明白：“我”（作者）、“你们”（读者）和 “他们”（作品人物） 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是一个彼此勾连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路遥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我们”，既是作家主体靠近作品人物的生动体现，也是作家个体隐身于群体之中的具体呈现。这既把路遥为百姓代言、为生民请命的文学追求显露得彰明较著，也把路遥用“人民”的尺度看待生活、以大众的情趣抒写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广大读者精神共鸣

　　现实主义在路遥那里，手法与精神融为一体，并有机地化为自己的独特风格。时代与人的密切勾连，是普通人的人生处境、奋进者的人生打拼、失意者的重新奋起。路遥所书写的正是读者所遭遇的，或想了解的。文学的“供”与“需”两方从一开始就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因此，作品与众多读者不断产生种种“共鸣”就自在情理之中。

　　在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节目联播《平凡的世界》的开首，录有路遥的一段旁白，这段话道出了他写作《平凡的世界》的初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平凡的世界》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路遥这样说道：

　　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但也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我呢，作为这个世界里一名劳动者，将永远把普通人的世界当作我创作的一个神圣的上帝。听众朋友们，无论我们在生活上有多少困难、痛苦，甚至不幸，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我们所生活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

　　《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路遥专程去往长安县皇甫村，祭拜柳青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特别选取了柳青墓作为背景，他是在向自己的文学导师致谢，也是在向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致敬。路遥紧随柳青的脚步，在现实主义文学方向上开辟出自己的天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这里暗含了一个巨大的文学新课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除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方法与精神，还需要再度认识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密切缘结，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读者的内在联系。操持现实主义手法和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写作，不仅为时代所需要，而且为读者所喜欢，显然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与长久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