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记忆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群体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跨文化记忆因此日益突出，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

　　记忆的跨文化“旅行”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的“记忆潮”出现，记忆研究在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学、新闻传播学等跨学科领域兴盛，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进入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与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记忆正在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记忆形态。长期以来，记忆研究中蓬勃发展的集体记忆理论，聚焦讨论记忆在特定的边界或人群之中的生成、传承。同时，社会中出现了诸多储存、维系、激活记忆的场所与机制，如纪念碑、博物馆、大众媒介等。经由这些场所或社会机制，人们能够生成、维系、修正和丰富记忆。这些方式（包括经典文本、节日庆典、纪念空间等）也被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解读为以文化的方式记忆，即“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生成与传承集体记忆的体系之一，在人类文明和个体生存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不可或缺。

　　不过，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研究长期以来多采用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的记忆问题与国族或地方（“场所”）密切相关，但对记忆的跨文化流动缺乏观照。为弥补这一缺陷，记忆研究逐渐从集体记忆转向“文化记忆”，并向“跨文化记忆”转变。阿斯特莉特·埃尔认为，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也许甚至不是隐喻性的）记忆的“地点”，即记忆之场，而是“记忆之旅”。她提出了“旅行记忆”的隐喻，指代在文化记忆的生产过程中，人、媒体、记忆形式、内容和实践都经常性地、不间断地流动。

　　强调记忆的跨文化“旅行”，是以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启发构建记忆研究的“全球框架”，实现了记忆研究的“跨文化转向”。记忆的跨文化旅行，可以激发关于记忆跨越文化边界流动的想象与实践，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命题。

　　数字时代跨文化记忆的主要形态

　　记忆研究的跨文化转向催生了跨文化记忆的概念与理论。跨文化记忆指的是在记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记忆者、记忆内容和记忆形式、记忆实践等经常性地进行跨越文化边界的流动与转换。如此一来，记忆不再囿于特定的地域或场所，也不再囿于基于地理空间所形成的民族或群体。数字时代为跨文化记忆的生成和流动提供了新的可能，越来越多的跨文化记忆符号出现于数字空间，“全球议题”成为人们本地经验的一部分，跨文化群体之间可以基于记忆开展交流和对话，特别是社交媒体中可以形成跨文化的记忆网络。

　　数字时代的跨文化记忆主要呈现四种形态：一是记忆者基于跨文化经验生产的记忆（多以数字记忆的形式表达与传播）；二是相同或类似的记忆内容（主要是文化记忆内容）与形式在跨文化流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数字记忆；三是在线社群（包括网络亚文化群体、共文化群体等）生产的“跨文化”记忆；四是基于“数字到访”生产的跨文化记忆。此外，全球公共事件是跨文化记忆生成与流动的典型场域。不同形态的跨文化记忆的生成过程、跨文化流动机制及它们对理解、认同的影响有别。

　　跨文化记忆实践在数字时代如火如荼地展开，带来新的记忆机会与记忆网络，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数字时代跨文化记忆的建构主体不再囿于大众媒介等传统社会机制，记忆的权威性遭到挑战，而多元记忆者（包括他者、组织类社交媒体账号、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之间的博弈、竞争乃至冲突，增加了集体记忆建构的复杂性；数字形态的跨文化记忆的连接性，催生了海量、膨胀、加速的记忆，而数字化、碎片化、个体化的记忆挑战理解的确定性与认同的稳定性；虚假记忆（如伪纪录片）与别有用心的“反记忆”在社交媒体流行，伤害历史的真相；算法、智能机器人等“非人行动者”冲击跨文化记忆等。由于记忆是影响跨文化理解与认同（如自我认同、群体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跨文化认同等）的关键因素，因此，上述问题需要引起警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共通、共享的人类记忆，而催生、维系、转换共同记忆，是跨文化记忆生产的应有之义。跨文化记忆是催生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机制，其在数字时代可以打破传统的地域和文化边界，促进全球公共性的重构。这种记忆框架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语境下的记忆流动与记忆冲突。特别是，跨文化记忆在数字时代多以数字记忆的形态出现，其数字实践可以打破单一的文化记忆路径，更好地连接、融合全球记忆和地方记忆、自我记忆和他者记忆等，从而促成共通、共享的记忆，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构跨文化记忆的重要向度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需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改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作势在必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寻求国际受众更好地了解、认知、理解乃至认同中华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记忆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一方面，他们既有的文化记忆积淀是了解和认知中华文化的起点；另一方面，他们在认知中华文化后形成的记忆，是理解的结果，也是认同可能的入口。因此，建构跨文化记忆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向度。

　　第一，从文化记忆生产维度，需要创造性地发掘、阐释和转换中华文化中的记忆资源，注重从建构跨文化记忆的角度讲好有关中华文化的记忆故事，以及面向世界讲好融入人类日常记忆的中华文化故事，从而在全球记忆场域中提升中华文化的“记忆话语权”。

　　第二，从文化记忆传播角度，数字时代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秉持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到文化认同相贯通的视角，整体性考虑文化传播与文化记忆传播的问题，而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环节或片面地强调其国际传播效果。其中，可以将传播作为牵引中华文化生产的线索，以传播为导向推动文化生产。

　　第三，从文化记忆评估角度，跨文化记忆可以作为考察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搜索引擎的蓬勃发展使得“记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不过，记住与否，既是形成个体文化认知的前提，也是人们形成理解的重要基础。因此，记忆是考察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维度，可以发展成为效果评估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记忆可以成为评估国际传播效果的变量之一。

　　第四，从文化记忆效果提升维度，一方面，需要消解、纠正国际社会流行的有关中华文化的偏见记忆，降低中华文化的“记忆噪音”和跨文化误读，打破、消除有关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乃至偏见，为中华文化的正向记忆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创新文化记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方法（如通过共同的实践形成体验，塑造共享的文化记忆等），强化国际受众有关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记忆。这构成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一体两面”，而数字沟通为提升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记忆效果创造了新的条件。特别是，需要围绕中华文化符号等形成理解和诠释记忆的共同体，发展跨文化语境中的“记忆关系”，进而形成围绕中华文化的“记忆对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4&WZD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