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自1997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一级学科,至今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程。自列入高校学科建制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关注点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转移,从解析传播生产端辐射至对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以及信息接收方式的全领域学理精研。随着新媒介在社会各个环节的嵌入与接合、复杂媒介现象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日益模糊,现有新闻传播学理论难以阐释日新月异的新闻传播实践,新的时代语境呼唤新的研究范式。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技术赋能的媒介现实
自媒体的广泛兴起,促使传媒生态深度重组,推进了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对社会的构形方式不同,新媒体使得个体成为发起传播活动的端口,以算法型媒介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拓宽了个体获取信息的渠道,无数散点式的个体力量在媒介的组织、连通下孕育着具有社会行动力的群体组织。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将这种数字时代的社会模式称为“微粒社会”,在此社会中,人类的身体和其延及的外在诸事物以更精细、透彻的方式被社会所获取、分析和评价。这是一种技术高度解析、参与的全新社会,也映现了当下人类生活世界中媒介深度介入的现实。
在微粒社会中,传播主体从单一的大众传媒机构转变为由个人、平台、专业组织、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多源头共同参与的媒介矩阵。由此,以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为理论前提假设的经典传播理论已难以对微粒社会中的新闻传播现状进行有效阐释,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的基本要素、机制结构、研究范式亟待重构,媒介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期待新闻传播学提供与时代更契合的理论解释框架。
跨学科的创新维度
有新闻传播学学者发出了“学科危机”的警示,呼吁学术界协力聚合起当前处于离散状态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以有效解释不断涌现的社会新现象。回顾新闻传播学科史上历次有关学科危机的探讨,学术界先是提出“危机”议题,然后执着地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进而在“危机”中发现新“契机”。进而在“面临危机”与“解构危机”中形成人文科学的“危机常态”,恰为新闻传播学理论自省提供了契机。对于“危机”解决方案的追寻,常常“结果是没有结果”,或者“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较少被其他学科关注,到与其他学科交叉性大幅度增强的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程度较高的学科尚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政治学、经济管理学、社会学,而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程度十分有限。当下,我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学科交叉仍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及少数信息科学类学科(主要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与工科、理科、医科等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尚有待推进。
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也注重学生知识谱系的宽口径培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2024年发布的“新闻传播学简介”中提及的相关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法学、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政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等。无论是美国传播学“四大先驱”,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较早的一批讲授新闻传播学的学者,其多元的学科知识背景,都反映了新闻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专业知识属性。
正如乔·莫兰所言:“人文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它们无法将知识简化为某种学科本质。”在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式微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作为应用性、实践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跨学科特质为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诸多便利。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模式已从两个方向开拓:一种是新闻传播理论与具体实践领域的互鉴,如新闻传播与健康、环境、体育等学科的结合;另一种是新闻传播领域与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技术的互渗,如新闻传播学与心理学、法学、工程学等学科的融合。
以实践激活理论创新
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层面需要国家加强媒介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信息传播的有效畅通。通过政策倾斜、财政支持,从中央媒体到县级融媒体,铺好信息传播“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媒介基础设施配置,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富于时代气息的典型经验。于理论层面而言,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寻求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有效结合,学科发展寻求更贴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题,将健康中国、国际传播、乡村传播、网络综合治理、媒介与社会变迁等议题作为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秉持“大学科”“跨学科”理念,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知识范式和教育模式的升维,各新闻传播学院应结合既有优势资源,设立诸如计算传播学、数据新闻学等符合新时代技术发展潮流的特色方向。
在中西新闻传播学理论的比较与互鉴中,中国新闻人需要依托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围绕标识概念与关键议题,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激活理论创新,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系甘肃政法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