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古典学研究在中国有了很大进步，取得不少成绩。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召开为其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如何理解西方古典学，怎样把握它与欧洲文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

　　古典学包括古代基督教研究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一词本指古罗马社会的第一等级，后来引申为高品质的著作，尤其是指希腊罗马的著作，也即经典。它还指以七艺为核心的教育，接受教育的人具备高素质或高贵品质。古典学一般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学问，大致从古代希腊历史开始，一直到公元6世纪。学科意义上的古典学是随着文艺复兴逐渐形成的。从对古代文本的收集、收藏，到文献学角度的校勘、整理、出版，发展到对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学习、研究，对希腊文本的拉丁文等翻译，再到对文本内容及反映的社会历史等研究，古典研究的范畴基本定型。从18世纪80年代起，古典研究逐渐成为专业系科，从业者则被称为古典学者、古典学家。

　　虽然西方古典学是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学问，时间跨度也很大，但其范畴很明确，专门指异教或多神教信仰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大都不在其中。这个特点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古典学界都非常显著。这种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割裂甚至对立的做法自然与文艺复兴有关。那时的学者虽然是基督徒，但奉希腊罗马异教文化为圭臬，极力模仿发扬，而将基督教视为野蛮愚昧的代名词，极尽挞伐之能事。这种观念经启蒙运动进一步固化，并随着教俗分离及社会世俗化而定型。

　　古典学是研究希腊罗马历史或文明的学问，作为罗马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理应包括在内。基督教与异教共存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学者就是希腊人或罗马人，接受的是古典教育，使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作。他们在否定古典多神信仰的同时，又继承了古典的元素，将异教的罗马帝国改造为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复兴古典文化，但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目的，古典研究是神学的组成部分，古典和基督教并非对立关系。他们既关注异教作家及著作，更关注圣经文本，关键突破是通过研究圣经文本实现的。

　　就历史实际来说，这种割裂也不恰当。欧洲文明是融合了古典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等形成的，依托的是基督教。古典传统在中世纪虽然没有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受重视，但对古典的研究并未中断，神圣罗马帝国等甚至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在漫长的千年中，古典元素成为思想文化发展的介质。这种现象在文艺复兴及其后的17、18世纪同样非常显著。古典学诞生后，部分学者以杜绝古典研究的“基督教化”为理由，将古代基督教排除在古典研究之外。这种对立、割裂的片面做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批评，在实践上也逐渐被抛弃，“古典学与宗教研究”“古典学与宗教”“神学与古典学”等已成为当今欧美大学常见的系科或专业设置。

　　古典研究推动欧洲文明发展

　　如果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把握西方古典学，审视西方古典研究的历程，就可以发现，它对欧洲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为其思想观念乃至社会变革提供了动力。

　　初期的基督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基督徒，大都精通希腊语或拉丁语，熟知古代典籍、了解古典文化。他们虽然对异教多神信仰持否定态度，但对古典的遗产并非一概否定，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利用。奥古斯丁提出，希腊语与希伯来语对正确理解圣经至关重要。卡西奥多洛斯则认为世俗知识弥漫在圣经文学中，无论艺学还是科学都是有益且不可或缺的。在这里，古典作品被作为论证基督教正确合法的材料。基督教对古典的使用与改造还表现在利用古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建设上。基督教神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以古希腊哲学为工具形成的，经过新的改造，基督教表面上否定了异教文化，实际上通过利用吸纳异教文化元素获得了新生。古希腊哲学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到11世纪，随着经院神学的兴起和发展，古希腊哲学走向“前台”，基督教对古典学也由批判转变为主动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三段论成为神学论证的通用方法，质料、形式、目的等概念得到普遍应用。古典学成为助力基督教神学发展的核心工具，也使得西方思想文化进入新阶段。

　　到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研究又成为批判经院神学、质疑教会权威、推动思想革新的工具。经院哲学烦琐空疏，引经据典断章取义，导致思想僵化且严重脱离现实。在此背景下，以学习研究希腊语、拉丁语，从语言、文献、历史等角度对古代文本进行研究的新学术理念开始出现，成为思想突破的武器。洛伦佐·瓦拉提倡以古典拉丁语为规范，学习模仿，以此改进学术研究。他的《论拉丁文的优雅》是当时的权威教科书。瓦拉通过阅读希腊文的圣经版本，发现了通行本拉丁文《圣经》中存在的错误，并对教会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几十年后，瓦拉的理念被北方文艺复兴的殿军伊拉斯谟进一步阐发。他对《论拉丁文的优雅》推崇备至，认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包含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全部知识。他提出“到源头”的学术理论，也就是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原文入手，以此作为教学、学习和研究的正确方法。这种学术研究理念风行欧洲，成为16世纪学术研究领域最受欢迎的新学。在他倡议下，第一所研习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的三语学院于1517年在鲁汶成立。伊拉斯谟发现了瓦拉的希腊文圣经批注手稿，收集了圣经新约的希腊文本，在1516年完成了《新约校注》，引发巨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

　　宗教改革的思想突破也植根于古典研究。伊拉斯谟的新约研究成为马丁·路德质疑乃至否定教皇权威的重要证据。路德提出“唯有圣经”才是信仰权威，与“到源头”的理念异曲同工。宗教改革家普遍重视对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的学习与研究，成为破除公教会权威的武器。路德、乌尔里希·茨温和加尔文都组成圣经研习小组，通过研读圣经原文，发现了被教会奉为权威的拉丁文圣经的错误，将人们从对教会的盲信中解放出来，推动了观念及社会变革。

　　古典学不仅深刻塑造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对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哥白尼正是从研读亚里士多德著作开始，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古典的世界观以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有限理论和地心说为核心，托勒密是系统阐述者。哥白尼通过观察和计算，提出了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完成了天文学革命，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可以说，近代科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扬弃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及知识体系中确立的。为了了解上帝创造的秘密，科学家也非常重视圣经研究，关注圣经抄本。越古老的抄本越权威，因此需要掌握希腊文、拉丁文，研读古典文献和早期基督教文献，以辨明真理。这在本质上也是从源头开始的研究理念。科学革命时代往往用新理论方法对圣经的论断和现象进行新阐释，试图将自然现象或规律与圣经说法或神学教条相协调。虽然其目的大多还是神学和宗教的，但切入点和介质往往是古典著作，实现了革命性突破。

　　工业革命之后，古典学在社会变革中的直接作用有所减弱，但古典教育仍长期是西方素质和人文教育的核心，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新约》圣经批判研究不但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基督教的认识，而且推动了世俗化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