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如何振兴，振兴之路何以中国化，是摆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为深入探索这一重大课题，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云南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18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历时数年，组织800余位师生深度参与，共同完成了“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hina Rural Social Survey，CRSS）项目。CRSS的意义不仅在于形成覆盖42个县、348个行政村、9300份有效农户样本的数据库，更在于它尝试回答这样几个关键问题：为何调查、如何调查，以及调查何为。

■项目访员正在农户家中开展问卷调查。作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我们的现代化路径必然不同于西方“乡村的终结”模式，而是要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城乡的长期共生并存。因此，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之问”。

　　回应这一“时代之问”，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停留于书斋里的概念演绎，必须深深扎根于对快速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持续、深入、系统的经验研究之中。正是在这一学术使命的驱动下，CRSS应运而生。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的工作于2023年1月全面启动。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CRSS所致力的系统性、大规模实证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同频共振，正体现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源头活水”和“基本功”。

　　赓续学术脉络与“魁阁”精神

　　自1898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学肄言》起，中国社会学就肩负着“本土化”的使命，一代代学者矢志不渝地探索如何运用这门学科解决中国自身的现实问题。这一探索，形成了深厚的实地调查传统。笔者有幸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陆学艺先生等主持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那次调查动员了全国5000多名学者，历时近10年，出版了105种调研专著。这种扎根大地、认识中国的学术脉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正是对这一学术脉络的直接继承，更是对其中一个重要源头——“魁阁精神”的致敬与赓续。抗战烽火中，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应云南大学之邀来到昆明，组建了社会学系及实地调查工作站。为躲避日军轰炸，研究室迁至呈贡魁阁，留下许多影响深远的调查研究成果，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史上著名的“魁阁时代”。“魁阁时代”留给我们的核心遗产，一是“实地调查研究”的科学范式，二是“中西学术融合”的理论自觉，三是“学术共同体”的协作精神。这正是CRSS所秉持的核心理念。笔者于2021年起在云南大学搭建研究平台与团队，亦是希望在这片“学术故土”上，将这一精神传承下去。

　　因此，CRSS选择以云南为中心，首先是重回“魁阁”学术故地，赓续其学术理想；其次，选择云南更有迫切的现实考量。云南的特殊性使其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窗口。云南是全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25个）、特有民族最多的省份，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复杂格局。同时，这里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2020年实现了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点上，云南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边疆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上闯出新路？这些重大课题的答案，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套用，必须由我们自己扎根田野去寻找。这正是CRSS项目的出发点和时代价值所在。

　　CRSS的宏观设计与学理深度

　　面对云南乡村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与异质性，传统单一的调查方法已显不足。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深度，CRSS从设计之初就力图在方法论上进行系统性创新，实现从宏观设计到技术赋能的全链条突破。

　　首先，在宏观设计上，我们确立了“县域视角”。以往的乡村研究多聚焦于微观村庄，但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域”是承上启下、整合城乡资源、链接宏观与微观的关键枢纽和政策中台。国家方针政策正是在县域层面有效传导、落地并转化为基层实践的。因此，只有把握县域，才能从结构层面理解乡村振兴的整体态势与未来走向。

　　其次，我们探索了深度混合研究策略。我们深刻认识到单一范式的局限：定量研究虽有广度，却难以捕捉动态过程与意义世界；定性研究虽有深度，却面临代表性不足的挑战。为此，CRSS全程贯彻了定量与定性深度融合的混合研究策略，形成了“村问卷+户问卷+深度访谈/观察”的组合工具，力求实现两大范式的优势互补与相互印证。

　　在具体的方法创新上，我们着重推进了三方面工作。

　　第一，构建科学的村庄类型学。为响应国家“分类施策”、避免“一刀切”的治理要求，我们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归纳，而是创新性地运用了潜类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等统计建模方法。基于资源禀赋数据，我们识别出“山区少数民族文化导向村”“山区汉族文化导向村”“坝区少数民族文化导向村”和“坝区汉族文化导向村”四种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的村庄类型。

　　第二，科学实验设计的系统嵌入。为更准确地捕捉被调查者的真实态度和行为倾向，我们在调查中嵌入了多种实验方法。例如，在抽样设计中采用了匹配实验设计（如区分4个大样本县和38个小样本县）；在问卷设计中则引入了因子实验、联合实验，特别是运用“列表实验”（List Experiment）来测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社会态度，有效提升了数据的真实性。

　　第三，AI赋能与技术融合。如何破解海量定性“厚数据”的处理难题、弥合两大研究范式的张力，是社会学的经典挑战。我们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社会科学数据分析与文本生成系统”，该系统能高效处理大量访谈录音、田野笔记等非结构化文本，并探索了定量数据与质性特征的智能混合分析，这是我们为破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瓶颈所做的一次关键尝试。

　　写好“乡村何以振兴”的新时代答卷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首轮工作的结项，不仅是对过去几年田野工作的总结，更是我们以社会学的学术实践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农业农村现代化只能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实现，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于县域统筹，县域是连接城市与服务乡村的基本单元，应努力将其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台。

　　在服务决策方面，我们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分类施策”提供了科学依据。项目已完成首轮大规模数据采集，“县域视角”和“村庄类型学”构建，为差异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精准的地方性知识。更重要的是，CRSS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判断：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此外，项目成果特别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揭示了多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与深层社会心理机制，这不仅是云南的经验，更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CRSS首轮调查的完成，绝非终点。它标志着一个旨在长期追踪、系统研究中国乡村变迁的大型学术平台与公共数据库的初步建成。项目的归旨是赓续“魁阁”先辈“认识中国”的学术传统，扎根中国大地，直面真实问题。我们坚信，这一平台及其产出的数据与初步研究成果，必将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贡献来自云南的“田野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项目执行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