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哲学重要学术流派的解释学，以什么作为理解的标准？是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抑或文本中心论？这是一个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

　　作者中心论认为，一切理解与解释的最高原则就是要把握作者的原意或本意，因为一切人为的客观创造物都依赖于创造者即作者主观的精心设计。因此，作者中心论强调，在理解的过程中，作者不能死。在西方解释学史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贝蒂、赫施等人是这种解释学作者中心论的支柱。毫无疑问，作者中心论是有必要根据的：一切人工创造物都有它的创造者，而创造者（作者）在进行创造时都必然有某种主观动机或心理状态。那么，进一步有一个疑问：读者为什么能够理解作者？因为读者与作者都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作者中心论的人性论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本身不能再有前提，所以共同人性论就成为不证自明的基础公理。

　　但是，作者中心论面临三个难题。第一，导致《圣经》文本理解的困难，并进一步促使西方神学解释学的衰落。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神和人不在同一本性中，秉持共同人性论的作者中心论在逻辑上根本不适用于《圣经》解释。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直到17世纪，西方哲学家诸如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都写作过《圣经》解释的篇章，但是19世纪方法论解释学兴起之后，一流的哲学家们几乎不再从事《圣经》解释的工作，这就在客观上加剧了传统神学解释在学术界的式微。

　　第二，导致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二元论，缺乏统一的科学真理观。狄尔泰被誉为德国精神科学之父，为了突出人文科学的独立性，他强调理解就是以生命把握生命，读者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作者，“生命—表达—理解”成为他的方法论解释学的标准公式。可见，狄尔泰的解释学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精神。但是，狄尔泰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影响，他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因果说明，它的目的是产生客观规律；人文科学的方法是理解体验，它的目的是把握生命。这样一来，主观与客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就被狄尔泰严格地切割开来，成为生硬对立的二元论。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统一科学观如今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

　　第三，导致理解的不确定性。通常人们认为，以作者原意为理解标准，通过客观的严格解释方法便可以达到理解的确定性。然而，这种理解似乎遗忘了赫拉克利特之流：一切皆变，无物常驻。所谓的作者原意本身处在不确定的流变之中。当一位作者在十年后重温自己的作品时，他还能确定自己能像过去一样理解自己吗？如果连作者本人都难以确定自己作品的本意，那么读者靠方法论还原建构起来的作者原意就似乎更不可信。狄尔泰太过相信作者了，他甚至主张，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真诚的。相反，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看，任何作品都有虚假、压抑甚至伪饰的成分。

　　读者中心论主张，作者已经逝去，因此把理解的标准框定在作者的原意上是靠不住的虚幻理想。实际上，一切理解与解释行为归根到底都是由读者作出的。因此，理解的标准只有建立在读者中心的基础上才是合理的。通常，我们把姚斯看作读者中心论的代表，他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

　　从逻辑上说，读者中心论可以被视为作者中心论的反题，它同样有其存在理由。首先，作品的存在依赖读者的接受，作品的存在历史就是读者对其的接受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没有读者的作品几乎等同于“不存在”。作品存在与读者效果是相统一的。其次，作者的生命是单一的、有死的，不断递增的读者的生命则是多数的、无限的。因此，理解要符合大多数人即读者的标准，而不是一个人即作者的标准。再次，我们不能为了作者的霸权而牺牲读者的权利，因为任何理解都是读者的理解。历史上诸多经验表明，作者往往不是自己作品的最好诠释者。相反，读者常常能超越作者，把作品的意义发挥到极致。最后，读者中心论造就的是理解的创造性与开放性，继而形塑的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而非保守教条的社会。

　　显而易见，读者中心论也有其缺陷。第一，它导致真理的相对主义乃至真理的虚无主义。虽然读者中心论破除了要求唯一理解的专断主义，但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被理解的对象还算是同一个“哈姆雷特”吗？如果“一”能被解释成二、三、四乃至无穷大，那么这个“一”就成为绝对的“变动”而没有任何确定性了。一个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真理等同于不是真理，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判定。可见，人数的多寡不是真理的充分标准。第二，它为过度解释与暴力解释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任何理解与解释都需要一个度或分寸，越界了就导致谬误。如果离开了作品与作者的制约，那么读者的创造性解释很可能滑向过度解释与暴力曲解。可见，过度的解释自由很可能走向解释的专制与任性。第三，虽然读者在数量上可以是无数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人类的理解方式是无限的。共同人性论仍然是理解的基础，否则面对无穷变化的人性，人类的理解将不可能进行。

　　文本中心论认为，书写下来的文字文本是一切理解与解释的中心和依据，作者内心体验的客观表达是文本，读者面对的对象也是客观文本。因此，文本沟通着作者与读者，是后两者紧紧围绕的中心对象。不仅如此，在类比的意义上，自然也被看作一个天然文本。因此，文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文本指人类书写下来的文字文本，广义的文本则意指一切客观存在物。可见，文本中心论坚持一种统一的科学真理观，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实际上都需要理解文本。因此，伽达默尔强调哲学解释学具有普遍必然性。如果说作者中心论是正题，读者中心论是反题，那么文本中心论则是合题。

　　文本中心论的优越性有以下几点。第一，它既避免了读者中心论容易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也避免了作者中心论的绝对主义局限。同无限量读者的无限量理解相比，文本就像作者一样是唯一的、确定的。第二，文本中心论借助文本极具伸缩性的内涵，使解释学获得了超越一般方法论工具之上的普遍哲学价值。认识文本，既涵盖人文科学的真理，也涵盖自然科学的真理。因此，文本中心论的认识论立场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同类相知说，将认识扩展到宇宙万物。第三，文本中心论更有助于突出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承与文明教养。因为文本是整个人文教化的核心载体，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都是通过文本的方式传承下来的。人们越是阅读文本，文明之流越是壮阔。

　　但是，文本中心论也有其不足。首先，它把文本的自解性原则视为文本真理自在论的方法论前提。然而，把唯一的文本看作自己解释自己的唯一答案，容易失去作者原意的支持而陷入真理独断论的泥潭。其次，文本中心论容易偏向理解的相对主义。既然作者已死，文本又不会像活人那样自我申辩，于是文本理解的标准实质上就取决于读者的认知。这样一来，文本中心论就偏向于读者中心论而带有理解相对主义的危险。最后，文本中心论容易造成一种皓首穷经而忽视生活实践的恋古癖、学究气与迂腐味。显然，现代自然科学的真理与方法更多地存在于实验室的千万次实践中，而不是埋藏在千百年前发黄的故纸堆里。为此，我们必须牢记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作者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