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绕不开这样两种路径：一种是从自身经验、立场和问题意识出发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这已经被中国学人不断推向广阔和纵深；另一种是不断回顾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尤其是持续反思西方学科史对其中国研究的反思本身，不但吸取前车之鉴，更可由之探知中国知识和观念的深刻意涵。早期“业余”人类学家的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以及西方科学史和职业人类学家的相关批判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植物采集是英国博物学发展历程中最为悠久的环节之一。从药用性植物到观赏性花草，英国人的足迹从英格兰乡间不断深入到世界各地。19世纪起，有“地球第三极”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亦被纳入英帝国植物采集版图，在喜马拉雅西麓的英属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植物考察所取得的成就，刺激了英国人继续向东探索的欲望。到20世纪初，植物采集员被派往中国境内尤其是“三江并流”所在的横断山脉地区。他们把翻山越岭搜寻到的种子运回家乡培育，这些来自东方的美丽花卉令英国人的庭院景观倍增新奇别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沉浸在园艺美学营造出的时尚狂欢中。与此同时，作为衍生品出自植物猎人之手的旅行书写，也俨然成为西方文献中的一个突出门类。

　　植物采集往事往往被讲述成英雄传奇或是科学传播的故事，但这种单向度的书写如今遭到质疑，运用更具反思性、批评性的方式揭示植物采集的复杂面貌成为学界共识。一方面，学者从科学史的角度揭示了植物采集背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纠缠。如植物采集活动隐含了英帝国侵略采集地的意图，采集行为对当地自然资源造成破坏和掠夺，以及采集者对待地方知识经验表现出了傲慢态度等。另一方面，以人类学者为生力军的欧美学界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考察脉络，尝试从跨文化想象和跨文化遭遇的角度重新分析植物采集的所谓“科学之旅”。各种旅行书写，包括科考报告、航海日志、异域探险、游记、工作或私人日记、自传性回忆乃至图像或照片等都成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旅行书写中的内容取舍、叙述策略、话语体系等，批判性反思跨文化经验与植物科考乃至自然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

　　喜马拉雅东麓的植物猎手

　　弗兰克·金敦-沃德是20世纪前半期活跃在喜马拉雅东麓地区的植物猎手之一。他在中国西南、缅甸北部以及印度阿萨姆等地区收获了总数量约23000种的植物标本，并成功把100多种杜鹃属植物引入本土栽培。自1911年接受蜜蜂种子公司邀约前往云南西北部地区采集植物开始，45年间金敦-沃德在川滇藏缅地区一共进行了22次徒步采集旅行，撰写了25本著作，其中14本是记录考察生活的游记，鲜活地展示了他所经历的文化震撼。在澜沧江边，金敦-沃德情不自禁地写道：“这些幸福的人们啊！他们对西方世界的纷争和骚乱又能了解多少呢？”在他眼中，比起争分夺秒计算时间的西方人，这些依照自然节律度量生活的人们显然更幸福。诸如此类对异文化的赞美和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不仅源于一路上的浮光掠影所得，更是因为和当地人朝夕相处、交流碰撞而引发。

　　之所以浸淫于和地方人士的关系之中，原因在于，即使金敦-沃德擅长独立采集，他也得长期依赖藏族向导、白族厨师以及傈僳族和怒族脚夫的帮助才能顺利完成工作。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雷斯特和洛克甚至先后雇用了丽江雪嵩村两代纳西族村民为其进行大规模植物采集。这种长期密集的跨文化人群合作给植物采集带来了什么？

　　一方面，植物猎人与当地人之间并非科学“福音”传播者和接受者这样的单向关系。在《植物与帝国》里，施宾格让人看到了“科学殖民者”对待当地居民及其本土知识时抱有既依赖又抗拒的矛盾心态。范发迪也在《知识帝国》中指出，植物采集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跨文化关系的深浅好坏，看似掌握了知识话语主导权的西方人其实随时可能受到地方知识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跨文化旅行甚至可能重塑了植物猎人的自然观念。植物采集固然是与各色人物互动，更是与当地自然相遇并深度探索的过程。金敦-沃德的足迹遍布植物采集区的冰川峡谷、激流密林、雪峰荒原，在游记中，金敦-沃德使用了许多照片。不得不说照片是一种能够让英国民众更直观地感受喜马拉雅东麓风景的方式。第一次回国举办公开讲座后，他的妹妹薇妮弗雷德感叹道，当看到一张在14000英尺高空拍摄的雪山照片时，观众们不由深吸一口气，那皑皑白雪超凡脱俗的美令人震撼。比起拍摄，金敦-沃德最得心应手的或许还是墨笔写自然。文字再现了自然之景，也是他聊以慰藉旅途孤独的情感寄托，按缪格勒所说更是旅行者在陌生之境寻找栖居感的重要方式。

　　“无人之景”反映的欧洲文明反思

　　但文字是对自然之景的忠实再现吗？文字中的自然之景逃脱不了“帝国之眼”的凝视。游记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写作，用特定的叙事技巧描述游历者的所见所闻，使得旅行书写成为建立帝国文明秩序感以及强化帝国自身认同感的有效工具。而描绘自然之景的文字是其中最隐蔽的工具，因为自然之景很大程度上特指所谓的“无人之景”。

　　“无人之景”是欧洲旅行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其所回应的是欧洲美学传统中备受推崇的浪漫主义意象。正如达比在《风景与认同》中所说，“那些荒野的、崎岖的、超越人们想象的、广阔无垠的风景是‘崇高的’，因为其无限性使人们生发出充满敬畏的情感和永恒的观念”。而近代以来欧洲业已形成的自然与人类的二元对立，也为“无人之景”的流行提供了观念基础。自然、野性、原始与社会、教化、文明之间存在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让人的不在场成为“无人之景”存在的必要前提。比如普拉特在《帝国之眼》中尖锐地指出，南美洲被重构为原始自然世界，是刻意将人从自然中抹去的结果。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无人之景”的野性意象潜在地将欧洲之外的自然世界合理化为帝国征服、掠取和教化的对象和空间。

　　“无人之景”也是金敦-沃德描述的重点，他主要的植物采集区位于高海拔的高山峡谷地带，整个区域内气候多变、地貌复杂、生存条件恶劣，令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通常金敦-沃德会按照固定的格式展开写作，跟随找寻植物的脚步，他的叙述不停地在人类的聚居区和无人的自然区两组空间里来回转换。对无人区景观的描述，由自然之景和自我体验的表达叠加在一起。面对层峦叠嶂、惊涛骇浪、幽暗森林，自然的壮美及冷酷引发出赞美、畏惧和崇敬的人类情感。身临其中的他始终处于渴望征服与自叹渺小的矛盾里。

　　诚然金敦-沃德的自然描绘不能完全超越上述欧洲文化背景，通过写作，他有效地回应了殖民帝国征服和教化野性自然/异域的动机和实践。但是跨文化旅行给了他别样的视角，这位植物猎手的可贵之处是看到了无人区的另一种景致并选择把它们展现出来：比如他记下了沿途一块小小露天场地上被盛开的蓝色鸢尾花环绕的嘛呢堆，攀到高处天然台地时豁然发现峡谷边缘矗立着两座木庙。再比如他说，“……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座悬崖都已被一代代（朝圣者）营火的乌烟熏黑，每一棵冷杉树也都被烧焦并削成了碎片以制作火炬”。

　　这位植物猎人在描摹“无人之景”时，一次次纳入了马帮、朝圣者和牧人的帐篷，在其叙述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干预的痕迹，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真实的旅途让他不得不面对早已被当地人形塑过的所谓“无人之景”。人的行动留在了山川河谷的大地肌理之中，它们像划痕一般留下了印迹，永远成为大地景观的一部分。所谓的“无人之景”更应该是文化和自然协同创造出的景观，这种协同性之微妙与默契，甚至可能让普通外来观察者难得其味。正是由于长期浸淫在东方文化沃土中，金敦-沃德意识到东方式人和自然相处模式的价值，它们彼此相互介入融为一体。金敦-沃德保留了对这种微妙的文化与自然协同关系的尊重，没有粗暴地用欧洲式的自然描述来抹杀人在自然中的栖居印记。这种栖居视角后来在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的文本中也得到了极为深刻的发挥。固然可能深受本文化的支配，但在遭遇异文化冲击之后，植物猎人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他者意识，表明跨文化遭遇确是人类学所依赖的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土壤，亦足证“人类学之眼”给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