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大家庭中的重要分支，中国的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恢复重建和繁荣发展同频共振，在过去三十余年中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和方法反思。然而实际上，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实践远早于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历史，提炼既有的分析路径，能够帮助我们在影视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不断完善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从1957年到1981年，为了配合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由一些民族学、人类学家提议，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实施了为中国各少数民族摄制一部民族志电影的计划。当时，这批影片在当时被称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以下简称“民纪片”）。

　　这批影片动员了国家力量，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辅以八一电影制片厂、科教电影制片厂，以及全国文联等文艺机构之力，集体创作而成，共计21部，涉及16个少数民族。盖因时局所限，这些影片在问世后未能即刻与公众见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们才像出土文物般，逐渐受到人类学、民族学的关注，进而被公认为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代表作，参与“民纪片”拍摄实践的专家学者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创者。

　　从当时的学科建制来看，虽有“民纪片”拍摄之实，却没有“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之名。1988年，于晓刚等人发表论文《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才首次在中国学术刊物上提出“影视人类学”这一概念。换言之，学科建构是相对滞后于学术实践的。所以，若要探究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史，应以理解“民纪片”及其相关实践、学理和方法论为基础。

　　如今所见，与“民纪片”相关的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主要有如下四条理路。其一，将中国影视人类学视为中国人类学体系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将之置于国际影视人类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将其学术成果即影像民族志与人类学惯有的文本民族志进行比较分析，结合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实践（包括“民纪片”），建构其学术理论与方法。其二，在电影史的系统里，“民纪片”作为人类学纪录片或科教电影的特定类型而加以阐述，重视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纪录电影的密切关系。其三，“民纪片”的亲历者，尤其是导演、编剧以及民族学家参与者等对“民纪片”的文献整理、学理探讨和对拍摄实践的反思。他们是该领域最早的研究者。如杨光海编撰的六部专著，蔡家麒的两部专著与多篇论文，徐志远的《佤山行》，刘达成的相关论文，以及谭碧波的纪录片脚本汇编等。其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人开始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分期为线索，以“民纪片”为研究对象，探讨这批影片在特定历史时期（1957—1981年）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启发。该研究理路由瞿开森率先开启，郭净、庞涛、鲍江、陈学礼、雷亮中等人对此多有探究。此间，研究者还积累了大量“民纪片”亲历者的口述史文献。

　　前两种研究理路主要以学术分科为前提，以中国影视人类学为对象，试图将其置于与国外影视人类学对接、与文本人类学对比的语境中，建立学科的理论范式与方法论。由此反观“民纪片”，因拍摄这批影片时，相关从业者与国外影视人类学并无联系，主要靠自己摸索，被誉为“闭关修炼期”。在中国电影史的脉络中，对“民纪片”的探讨相对较弱，或有学者干脆跳出中国电影学史，仅探讨创作实践。

　　相较而言，后两种研究理路更趋近于本体论的研究视角，试图回归至“民纪片”本身，从其自有的实践与经验出发，再思中国影视人类学之道，而非简单对标海外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今天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在当时特定的学术语境中，理解“民纪片”以及随之而生的中国影视人类学，从中探索出立足于本土问题意识、具有中国学理旨趣的影视人类学之道。

　　但进一步看，若从本体论视角出发，则应将“民纪片”作为整体性社会实践加以探讨，仅仅依托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理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纪片”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间中国民族学的一系列调研实践、学科建构和学理探讨完成的。换言之，若想系统地理解和探究“民纪片”及其学术价值，应将其置于新中国民族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

　　因此，笔者认为，今天我们可从两个维度探讨以“民纪片”为基础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实践经验与学理脉络。首先是共时性研究，聚焦“民纪片”的实践期。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影视实践研究，理解“民纪片”的整体概貌、实践经验及其相应的学术成果。其次是历时性研究，即对“民纪片”的研究与反思期。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后，影视人类学作为西方学科再次引入中国，与“民纪片”发生碰撞与对话，如何影响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不难发现，以 20世纪80年代为节点，“民纪片”实际沟通连接着两套学理范式。其一是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中国民族学的学术范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指导下，对影视之于人类学的介入与实践。其二是学科恢复重建后，系统引进西方影视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学科建制。尽管前后两套范式的关系仍有待厘清，但对“民纪片”的学术史考察，最终是为了回归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民纪片”自身的历史和学术史带给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只在既有理论框架的狭窄范畴里研究“民纪片”，更要在整个中国民族学的学术实践和历史背景中拓展探讨。对“民纪片”的持续研究，需要再思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学术理路和学术史，进而反思影视人类学的中国经验，澄清这门综合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科技的交叉学科的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为基础的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21BSH1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