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再次引起高度关注。仪式与认同紧密相关，人们最初的群体性身份认同几乎都是在仪式中完成的。正因如此，政治仪式具有凝聚价值共识、合法化制度权威的重要功能，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剖析政治仪式巩固提升国家认同的机制与限度也成为重要的理论议题。

　　理解现代国家认同的

　　理论逻辑

　　现代国家认同呈现出多维度交织的复杂特征。在认同对象层面，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政治法律共同体”，现代国家认同自然包含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维度。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关乎人民对国家的历史传统、语言符号和风俗习惯的归属体认。国家认同的政治维度则体现为人民对国家制度体制、治理绩效等方面的理性赞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实践中，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应相互支撑、动态平衡，达致有机统一。不过，在多民族国家与文化多元的现代国家中，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现实关系较为复杂，既可能相互强化，也可能相互疏离。

　　在心理机制层面，国家认同呈现理性与情感交织互嵌的特征。理性维度的国家认同基于人民与国家权力信任—托付关系。人民对国家核心领域治理绩效的理性判断，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获得感、效能感深度影响人民的国家认同。相对而言，情感维度的国家认同则表现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与忠诚，内核是人民与国家之间深沉的情感联结。理想的状态下，国家认同的理性和情感心理互为支撑、相互牵制、有机结合。理性认同为情感认同提供现实认知基础，防止情感认同陷入盲目或狂热，情感认同则为理性认同提供持久动力，避免理性认同因过度计算而脆弱或易变。

　　在行动取向层面，国家认同蕴含内聚性与排他性的张力。内聚性主要体现为共同体成员的相互认可、内部凝聚和团结一致；作为界定“我群”与“他群”的边界机制，排他性则表现为对外部群体的拒斥甚至贬低。内聚性和排他性作为群体认同心理的一体两面，似乎天然具有引发冲突的基因。尤其在次国家组织或超国家组织对国家双重挤压的背景下，国家认同内聚性与排他性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创新现代国家认同的

　　实践路径

　　作为由国家主导的，展演政治权力的系统性实践活动，政治仪式将抽象的国家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系统，在巩固提升现代国家认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政治仪式通过符号表征系统创设多重联结，强化国民身份认同。政治仪式能够通过象征性行为将个体与社会整体连接。国庆阅兵、宪法宣誓等仪式通过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象征符号的集中展示，将抽象的国家概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身份体验。在庄严的仪式中，关于“我是谁”的国民身份认知被唤醒、巩固和强化。并且，政治仪式通过多种形式的集体参与和多维度的情感共享创设了超越地域、阶层和族群差异的实践体验。这种体验激发的共在共生感有助于推进公民的身份认知从“我是谁”的个体身份认同向“我们是谁”的共同体身份认同升华。政治仪式正是通过反复的象征性实践巩固国民身份和共同体意识，使国家认同从外在的规范要求内化为个体的自觉实践。

　　其次，政治仪式通过历史叙事唤醒和生产国家记忆，培育国家归属感。仪式是关乎时间与记忆的实践行动。历史纪念、国家公祭等政治仪式活动在重现历史事件与缅怀英雄中创设了一个超越时间的“象征时空”，在此时空中，政治仪式将国家、公民的过去与现在紧密关联，进而唤醒或塑造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国家记忆。政治仪式对国家记忆的唤醒和生产不仅培育了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也促进了历史认知框架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形成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政治认知。可以说，国家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事实记录，升华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资源，为巩固提升人们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和政治忠诚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最后，政治仪式通过情感动员实现价值引领，凝聚民族价值共识。仪式意在维护一套关于世界秩序和生命意义的“象征性宇宙”。在政治仪式中，国家通过象征符号将国家发展理念嵌入其中。通过庄严的场景设置、规范的流程设计和多元的象征调用，政治仪式营造出超越日常的神圣氛围，在此氛围中，个体得以进入与国家对话沟通的意义空间。在与国家的意义对话中，在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情感共鸣中，人们对国家倡导价值观念的认同不断提升。并且，政治仪式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将宏观的国家叙事与微观的个体经验相结合，将抽象的国家目标转化为可感知、可期待的个人愿景，并在集体参与和共享体验中创设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回应了“我们向何处去”的集体追问，为凝聚巩固民族价值共识奠定基础。政治仪式通过象征性实践培育、塑造了人们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的观念体系。理想状态中的政治仪式能够有效融合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与政治维度，有机联结情感与理性的心理基础，缓解内聚性与排他性的内在张力，使得国家认同在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性、内聚与开放的辩证统一中获得持久生命力。

　　提升现代国家认同的

　　治理绩效

　　虽然政治仪式是巩固提升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但聚焦情感动员的政治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巩固提升需要现实的治理绩效作为支撑。尽管政治仪式能够营造“集体欢腾”、激发“情感共鸣”，进而有效强化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但功效的可持续性高度依赖于人民对国家治理绩效的理性评判，否则将面临意义耗散的风险。或者说，政治仪式在巩固提升现代国家认同方面具有功能的“非自足性”。尤其在个体理性高扬的现代社会，政治仪式所营造的情感认同若失去经济发展、民生福祉、清廉执政与民主参与等治理实效的支撑，便容易滑落为空洞的政治表演，不仅难以维系国家认同，甚至可能引发认同危机。内嵌神圣元素的政治仪式面临现代社会“祛魅”与“解构”的双重挑战。政治仪式注重构建神圣符号和崇高叙事，实现情感动员。然而，现代社会中，秉持理性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公众倾向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政治仪式背后的文化权力逻辑。尤其在推崇“解构”的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宏大叙事和终极价值的质疑，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可能进一步削弱政治仪式的功能。这种以工具理性和解构逻辑看待政治仪式的心理不仅难以孕育国家认同，反而可能引发个体对国家的疏离与质疑。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充分发挥政治仪式巩固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既要准确把握国家认同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规律，又要深刻理解政治仪式增强国家认同的实践机制与功能限度。唯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索，方能使政治仪式真正成为巩固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的目标。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