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有幸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当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博士生，参加了“女教授和女大学生”和“妇女群体与妇女救助”两个论坛。1997年，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使我有机会实践性别教育的理想。北京世妇会对我最大的启发是感受到大学性别教育的重要性，在大学开展性别平等教育不仅是因为大学教育中性别教育有所缺失，更是个人在教学中的种种境遇，促使我进行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行动实践，通过教学和学生一起思考自己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开创性别平等实践的可能空间。1998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社会性别研究导论”；1999年，将这门课开设为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经由这门课，我近距离地接近了当代大学生，通过他们的课堂提问和讨论、课下交流、小组作业和期末论文，深刻感受到教育和时代变迁带给当代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和年轻人勇于性别平等实践的行动力。

　　站在2025年回望这门课走过的近三十年，是社会变迁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从“觉醒”到“行动”的三十年。20世纪90年代末，课堂讨论更多围绕“什么是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21世纪初，焦点转向“为什么需要性别平等”；如今，学生们追问的是“为了性别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如何实现性别平等”。这种转变背后，是教育目标的悄然升级——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培养，从观念塑造到行动赋能。这使我相信，迈向性别平等是从点滴的行动开始的。

　　课堂作为“方法”

　　在“性别研究导论”的课堂上，通过引领学生关注父母辈的经历，既了解历史，也关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性别分工和性别合作。这种“方法”对于大学生理解两性关系和性别平等的路径具有意义。不少学生对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进行访谈，以了解两性在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中的困境与解决办法。这些访谈形成的课堂作业构成了代际间有关性别观念的变迁史，积累出“代际性别叙事”中家庭内劳动性别分工的变与不变，成为当代大学生搭建反思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桥梁。

　　2013年，一位社会学系的张同学，对自己外公、外婆以及父母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变动与家庭照料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的外公和外婆皆是难得的大学毕业生，却两地分居。有趣的是，外公的工作基本没有变动，而外婆一直在换工作以求团聚和对家庭更好地照顾。最终，她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女性和男性的自我定位被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所限制。外公、外婆都认同“男性魄力大、胆大、更适合当领导，而女性相对细致、各方面考虑周到，因此更适合做具体工作”。当女性对自身的性别气质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并通过它来定位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职责时，为了家庭放弃工作发展的自我牺牲反而成为一种符合男女两性各自气质的合理分工。

　　到了父母一代，张同学发现，爸爸完全不存在家庭—工作的冲突问题，但对妈妈来说是存在的。“她很多年都在外企工作，早出晚归，也没有什么假期，挤压了家庭时间。但妈妈的选择有别于外婆当年的选择。妈妈几次换工作，并非家庭原因，而是因为公司搬走了，或是为追求更好的工资待遇等因素。直到妈妈最后一次换工作，其原因和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以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主，而更多地考虑工作的稳定性，兼顾家庭，离家近。可以说，到了一定年龄，妈妈的选择回归到了传统思路，即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即使牺牲了一定的工作报酬也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是，学生观察到“面对家庭—工作冲突，妈妈前半段职业生涯作出的选择与外婆有所不同，但最终却有所回归”。

　　这种反思性和代际间的对话产生的冲击力，远胜过任何教科书上的理论阐述。它让大学生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性别分工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充满文化、生活经历、个人处境等的多种社会建构。因此，性别平等的道路可能会反反复复，对性别平等的思考不仅需要理论和智识层面的学习，更需要现实层面的实践、反思和创新。这样的访谈作业几乎每学期都会进行，近年来，学生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性别认同、亲密关系中的平等交往、大众传媒和网络平台中的性别关系变革。

　　相信行动的力量展望新的道路

　　大学生对于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兴趣多数是源于青春期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关心和体验。他们会自发地展开学习，分享经验，寻找答案，并开始用行动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位女大学生分享自己建立学习小组的经历。女孩们首先在互联网上建立群聊，形成女大学生的女性主义探讨沙龙，延展成为一个“弱共同体”。她们平时会在群聊里分享关于女性主义的文章、新闻，也会讨论一些泛女性的时事话题。在作业中，学生“探究现今女性主义者的实践动力”，并将这种动力归因为“对理论和思潮的强烈兴趣以及实践的意愿和勇气”。

　　“相信”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的体会，我在她们身上感受到力量。相信学生有力量和能力面对自己的困扰，相信他们积极寻找道路的能力，相信他们在实践中会用行动做出的改变。在2025春季学期的课堂上，一位理工科学院的女生从自身经验和访谈调查中发现，在高中和本科阶段学习理工科的女生存在社交的性别隔阂，即难以融入男性的社交圈，从而导致女性加入学术讨论、获取学习资源的难度增加，影响理工科学习与留在理工科领域的意愿。我和学生进行讨论，建议首先要建立起女生之间的支持系统，从自身寻找从困境中突围的方法。学生非常具有行动力，一方面，她在网络空间和身边人的交流中坚定而温和地为女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潜能发声，宣传客观、科学、有利于性别平等发展的性别观念；另一方面，她在校园里建立起理工科女生群，增强女生间的相互支持网络，构建出相互托举的社群。行动获得的收获是立竿见影的，在群里女生们共享课程资料和各种信息，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支持，大大增进了彼此的幸福感，不再感觉孤独。

　　改变是逐渐发生的，我们要相信未来。我常常想起那些毕业多年的学生。有学生在乡村支教时，特意给女孩开设“职业梦想课”；有学生成为律师，专打性别歧视官司；有学生在企业做HR，推动设立弹性工作制方便育儿；有学生回到高校，像我当年那样，在讲台上播撒性别平等的种子；还有学生编排了话剧《春逝》，描述一代女科学家的努力。《春逝》的话剧看得我热泪盈眶，感受到编导用心来展示女科学家面临的挑战和艰巨的工作。后来有学生送票给我，她是该剧的导演，和我说“当年上过您的性别课”，在感动之余，我感到一种确定性的温暖和幸福。她们的行动和实践也是一颗种子，将性别的议题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历史，感受到女性的力量。学生们的行动让我明白，教育最成功的实践行动，是让学生带着课堂赋予的勇气与智慧，在人生的旷野上开辟新的生活道路。

　　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会场上，有面墙的宣传栏写满了各国女性的愿望，要求平等、尊严与自由。如今，在学生们的实践报告里，我看到了那些愿望的回响——关于尊严，关于自由，关于每个生命都能不受性别的束缚，绽放应有的光彩。它让我相信，改变正在发生。平等从来不是等来的馈赠，而是一代代人用行动争取的权利。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