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的隆重召开，于世界而言，是通过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的重要纲领性文件，确定了十二个优先关切领域，让全球妇女事业有了崭新的共识性目标；于中国而言，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时期打开了连通国际的特别通道和全新视野，因此学界通常将这次盛会视为国内妇女/性别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分水岭。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这次盛会还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性别流行话语演变的新路径。伴随着北京世妇会“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倡导以及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话语在本土语境下完成了落地、发酵、吸纳与重塑的过程。回顾三十年来国内性别流行话语的演变，可以发现作为其核心概念和议题之一的“平等”，在各个阶段的叙事中展现出颇为不同的画像。

　　平等与差异的两难

　　“平等”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关键词，在学理上却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是一种价值理念，也可以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后者向来充满争议，在社会学中常常表现为平等与差异的两难。如作为核心领域的社会分层研究始终与不平等研究相伴，揭示了在差异中实现平等的难度。性别议题关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及其带来的后果，因此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早期阶段通常都表现出以消除性别差异为第一目标。不过这种差异并非男女生理或者社会角色上的差异，而是指两性作为人或者公民的身份和权利上的差异，因此常被笼统地概括为“性别平权运动”，其标准基本指向女性应具有与男性相同的社会成员资格和参与权利。中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就是这种平等理念的朴素表达。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以男性为模板的“去性别化”的平等叙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各种“铁姑娘”和女劳模的故事构成了其典型代表。在这种平等叙事框架中，私人生活几乎隐而不见，妇女解放意味着女性作为与男性同等重要的劳动力，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入券，因此就业与参政上的“去性别化”制度实践使得“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之一。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叶，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性别相关议题上原有的平等叙事在新型文化中遭遇新的挑战。其时学界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面向：一些学者忧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会进一步拉大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距，从而使既有的平等传统丧失甚至发生倒退；另一些学者则担心“男女平等”的制度安排是否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效益。《社会学研究》期刊曾针对这一热点问题组织了有关“妇女回家”的系列专题，国内妇女研究界和社会学界许多知名的前辈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这场讨论。

　　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话语的引入，对于当时面临困顿或疑惑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来说算得上是一场及时雨。让人们看清了无视或遮蔽差异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平等，但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平等的实现机制，始终是个难题。女性主义认为提高性别意识和敏感度，而非追求不切实际的、虚假的“去性别化”，或许才是平等的要义。这种平等叙事上的反转，恰恰与中国转型社会私人生活日益占据重要位置的趋势相吻合。第一代“去性别化”的平等叙事框架中私人生活的缺席，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个体主义崛起背景下女性的平等诉求，它要求直面性别差异并重塑差异的应有价值，同时对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反思，某种程度上瓦解了与生俱来的关于性别/女性的种种文化规训的正当性，给女性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性别平等实质上属于一种差异的平等，它强调性别是一种需要“被看见”的“处境”。也就是说，平等并非一定要找一个模板，并朝着那个既定方向生长，而是保留并包容彼此的差异性，尊重并挖掘各自的价值。近二十年来，国内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女性私人话题，如母职、生育体验、身体欲望等在公共空间得以讨论和分享，一系列女性主义分析概念也逐渐进入网络流行话语，表明以差异的平等为核心的第二代平等叙事框架已纳入新的性别文化。

　　从差异的平等

　　走向自主的平等

　　然而，差异的平等在实践中如何落地，远不如在理念上那么清晰可行。例如，三孩政策出台之后，近年来一些城市或企业为了表达对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双重鼓励与支持，特意设置了“妈妈岗”，却引来众多争议甚至批评。尤其是当看似更具进步意义的“性别敏感”日益与身份政治捆绑在一起，随着西方的“政治正确”思潮愈演愈烈，近十多年来在数字时代流量导向的社交媒体和算法技术的推动下，差异的平等不断被无端引向激烈的性别对立、撕裂和站队，基于不同性别“处境”的群体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理性的对话空间和氛围，这种“极端化”趋势不仅不利于平等的实现，反而会破坏既有的社会团结。

　　在“极端化”的网络生态和语境下，与其在平等与差异的旋涡中陷入无果自证或缠斗，不如寻找新的叙事框架，而走向自主的平等或许是摆脱平等与差异悖论的可能出路。自主的平等不再受制于流行的平等话语约束，而是将平等的定义权交回给自己，甚至可以悬置对平等的争议或执念。事实上，在所谓Z世代（“95后”）年轻人这里，平等这个词的出镜率已然不高，更多时候被“我想要”“我觉得”所替代。在他们看来，性别可能更重要的不是一种权利或处境，而是一种体验；平等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也不是一种价值理念或制度安排，而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问题不在于真正的平等应该“去性别化”还是“性别敏感”，而在于平等本身的标准应该自主来选择，如同关于性别或者“完美女性”的定义不需要外界来贴标签一样。这种将“主体性”视为核心的平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消解了启蒙以来经典的平等含义。近些年来网络上各类“大女主”形象或“独立女性”话语的流行，可以视为这种新的平等叙事的表达。

　　然而，有趣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所谓“清醒大女主”幻化为“搞钱搞事业”“不婚不育”的“大女主爽文”，“独立女性”似乎陷入了新的一重枷锁，她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搞定一切。这类“爽文”在强调个体选择的自主性时，却忽略了其背后更大的结构性困局——在种种“自愿”“自主”的选择背后，究竟有多少出于无法言说的无奈？因此，所谓自主的平等叙事如何能够真正将定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让它成为另一种“漂亮的虚设”？或许只有回到平等的初心——人的解放，即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逃脱这一枷锁。而妇女解放之中国经验，也就是以解放为切入点带动平等，能为此提供新的启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